毛泽东的廉政作风:礼品都交到礼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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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廉政作风:礼品都交到礼品库

 

吴连登是江苏盐城人,1959年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吴连登又被选中进入中南海。1964年到1976年,吴连登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吴连登回忆了毛泽东的廉政作风,他说,毛主席盖的毛巾被打过73个补丁,他收到的礼品都交到礼品库。          ——据《 中国组织人事报》

毛主席盖的毛巾被打过73个补丁

吴连登回忆,毛主席家的仓库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6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着毛岸英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泪。很多东西是从延安带过来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袄,破得不能再补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还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裤。他进城后身体发胖不能穿了,就让我们想办法拿到毛衣厂去加边改肥。连他在延安时期剩的毛衣线头、补衣服的补丁,两个大包裹,全都带回来了。我们不敢扔掉哪怕一点,后来给主席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就从这里翻着用。”

吴连登还记得毛主席盖的毛巾被,最多打过73个补丁。吴连登在毛主席家的仓库里,既没有看到值钱的用品,也没有发现一件礼品,更别说金银首饰了。

给毛主席管家,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毛主席的工资是每月404.80元,每月的固定开销有: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个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这些钱都由毛主席负担;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除了工资没有任何额外收入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

吴连登说,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毛主席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吗?”记者问。吴连登肯定地回答:“没有。主席还不如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出差和加班还有补贴,但是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所以主席家的钱最难管。”

礼品都交到礼品库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的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主席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他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这些礼品中,珍珠玛瑙、金银翡翠都有。“送给主席的金表我就收过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的高级货。但这些重要的礼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侨胞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毛主席送来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那种极品燕窝,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且不说今天每斤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除了管钱难,吴连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伙食上。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主席就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了廉政的作风。”

吴连登说,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没有讲究。主席的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是什么古董玉器了。

稿费主要用于资助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吴连登拜访汪东兴时,汪老说:“一些报刊搞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主席的稿费高达1.3亿多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费就是120多万元,具体的数字可以到中办特会室去查。”

汪东兴说:“十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吴连登也证实:“毛主席有个脾气,决不摸钱。他的这些钱,我们比他自己还清楚。‘文革’时主席没有稿费,不过在国际上,主席的稿费确实是有的。那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

从1952年到1986年离休,郑长秋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郑老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

郑长秋还记得,1976年10月初,汪东兴到毛家湾检查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顺便到“毛著”编委会去看望同志们。“他当时还嘱咐,要把毛主席的稿费124万元人民币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后来我们还是没有动用毛主席的稿费。”

郑长秋证实:“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汪东兴同志每半年要向毛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

吴连登多次强调,“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是‘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主席一生非常清廉,从自己抓起,给工作人员树立了很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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