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建立过程中，苏俄金援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共建党经费的来源问题是怎样的？是否如有人所称“中共是卢布党”呢？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A 建党经费的源头：共产国际资助陈独秀上海建党

在中共建党进程中，《新青年》杂志上海编辑部起到了主导作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月刊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从1916年9月1日2卷1号起该刊又改名为《新青年》。这份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所派遣的维经斯基一行5人来到中国，同中国进步人士建立联系，同时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赴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来到上海后，陈独秀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他以陈望道、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组成编辑《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北京同人此时聘陈独秀在上海专任《新青年》编辑，并每月从编辑部用度中划拨编辑费100元作为陈氏的收入。

1920年5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通过这番接触，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随后，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和戴季陶、李汉俊、张东荪等一起座谈苏俄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与会者认为可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联盟。而维经斯基的到来，给予了建党大业以不可或缺的外部帮助和经济支持，使之成为现实。维经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包括“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有自己的印刷厂，可以印刷小册子。

在陈独秀的领导与策划下，1920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上海发起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宣传工作。首先便是通过《星期评论》杂志社，由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

B 中共建党经费扑朔迷离的历史脉络

关于共产国际经济资助问题，其历史脉络扑朔迷离，极其复杂，有待商榷。

据俄国学者舍维廖夫的研究，“《新青年》杂志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然而，资助的规模及持续时间等依然迷雾重重。

文献显示，直至1920年底，苏俄对华工作仍严重缺乏经费。1920年9月30日，东方民族处曾允诺“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带上珠宝去卖”。并在10月23日再次致电维经斯基称“钱已经寄出”。在随后的信函中亦询问维经斯基“是否已经收到我们责成优林带去的两千美元？”然而直到该年12月21日报告仍称“缺少经费，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其他货币……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拿到东方去出售，并答应给10万美元。但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

到1921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信函中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

可见，由于苏俄方面对华工作严重缺乏经费，承诺的经费（包括售卖钻石所得款项和10万美元）皆未能兑现。以至不得不举借贷款来维持出版工作。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给予上海发起组的资助，主要是在印刷与开展宣传活动方面。然囿于经费匮乏，这种资助的规模、稳定性和持续性都是值得存疑的。到1920年10月底，苏俄最后一次汇款给上海的维经斯基，随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也因经济短缺相继离沪，自此经济资助隔绝，上海发起组（临时中央）亦不再接受俄方任何资助，完全依靠自筹经费（包括新青年社的盈利收入）。据李达回忆，“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可见，从1920年5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直到同年10月底，苏俄最后一笔汇款为止，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

C 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 一次大会以后，则由国际津贴

自主创业的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陈独秀对建党工作颇为重视，他亲自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1920年6月，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沪，陈独秀与他交谈了马克思主义，8月即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定期提供资助。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在一大召开前，“计算（全国）六个小组共有57同志”。而且，“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上海新青年社原来有2000元，营业赢利计4000元，汉俊设法筹措一些，湖南等处，每月由中央津贴二三十元。（广东不在内）北京因与俄同志接近，募了一些捐款。一次大会以后，中央则由国际津贴”。

可见到1920年底，苏俄经费断绝后，此时共产党之主要经费为自筹，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上海发起组开办的新青年社创收所得。与此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以《新青年》编辑部为财政依托，不仅通过各种创收手段自筹经费，而且还给予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经济资助，陈独秀亦颇为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

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1921年6月初，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商谈后，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请每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每位代表附寄路费100元，回去时又每人送50元）。按照包惠僧的回忆，路费是由马林，也就是共产国际提供的，“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焘用”。

由此可知，中共建党经费来源的历史脉络纷繁复杂。首先，建党经费的源头起自苏俄，从1920年5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见面，主要由苏俄出资赞助中共建党，其间陈本人亦利用私人网络筹措了部分资金（如新青年社的原始股本中即有一半由此而来），然而，到同年10月底，经费短缺的苏俄方面最后一笔汇款为止，苏俄金援历时不过半年即告罄。此后，从1920年底一直到1921年7月一大建党前夕，依靠着上海临时中央的自主创收，自筹经费，勉力维持、建构起全国性共产党网络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则由共产国际直接资助一大召开的差旅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