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名为《关于赴贵市就医相关事宜的函》的文件在网上引起热议。该文件落款为桂林市纪委宣传部，并盖有疑似该部门的公章。文件里，一位自称为桂林市纪委宣传部干部的人士请广州纪委协助“找一位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权威专家”。当事人回应记者，“内容属实，家里很急，想通过组织找个专家。”桂林纪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情况正在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该教育的一定会教育。”（8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如果仅从个人情感角度，这位桂林市纪委干部所说的“外侄生病家里很急”、“想找权威专家”的急迫心情，应该说，并非不可理解，但进一步站在党政机关，尤其是像“纪委”这样执纪机关的角度，这种“发公函办私事”做法，显然又是非常荒谬，完全不可接受的。

因为很明显，所谓“公函”，顾名思义，只能是专门用于公务的一种公文，而不可能用在像“为侄子找医生”这样的个人家务事上。

毫无疑问，作为机关公文的“公函”，实乃一种代表公权力的“公器”，而公器、公权显然只能公用、为公，而决不允许私用、谋私。这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和告诫的，“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这种语境下，上述纪委干部“发公函办私事”做法，尽管事情看似不大，但从根本性质上看，显然仍是一种滥用公权、以权谋私行为，与那些人们十分熟悉的其他各种“利用职务便利”的贪腐行为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因此，对于这起“纪委干部发公函办私事”事件，如果核查属实，需进一步依据相关党纪以及“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执纪要求，追究相关纪委干部“公权私用”的违纪责任。

此外，除了直接当事人，或许还应看到，这起“纪委干部发公函办私事”之所以能够发生，当地纪委相关部门在公文公章管理上存在的不少明显疏漏，恐怕同样难辞其咎，同样值得追问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