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为新中国的基础工业、国防、教育等贡献巨大。后来，两国交恶，专家撤走。

在中苏争吵的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相互指责的经常性话题。

苏联人抱怨其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责备中国当局故意非难苏联专家；中国人则认为苏联专家有大国主义表现，看不起中国，苏联专家工资过高，是中苏关系不平等的表现……      ▋据 《中国组织人事报》

1 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

在斯大林晚年，中苏关系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斯大林高高在上的大国主义心态及其表现，始终令毛泽东耿耿于怀。

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出现在赫鲁晓夫执政的53~1957年，这也是苏联派遣顾问和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1953年，中苏签署《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之后，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1957年，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而中方估计的人数也相差不多，在4000人以上。

新中国的工业、军事、水利、城建、测绘、教育以及法律法规等，从无到有，都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中国也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双方政府间协定的优厚待遇和工作条件。

2 高级别的薪酬待遇

尽管协定的原则是专家工薪水平与中国同等人员保持一致，但从实际情况看，苏联专家在华工资从一开始就普遍高于中方同等人员的工资。

1952年，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苏联专家，其工薪标准分为七级：从一级设计工程师的2900分到七级技术员1500分不等。

按分值标准计算，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约2243分）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分值，而苏联最低级技术员的工资水平（1500分）则超过了中国一级工程师和司局长的最高分值。

据笔者了解，当时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就比罗瑞卿部长的工资高。

上述情况表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收入是丰厚的。据一些专家说，尽管很多人最初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时有些不情愿，甚至是迫于政治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后悔。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对他们在华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补偿，有些人得到的实际报酬至少是其在苏联工资的5倍。

有些待遇还不能以金钱来计算。从政策角度看，这些关心和照顾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宾至如归”来形容。

3 向周恩来哭穷

苏联专家克洛什科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月工资为520—540元。克洛什科来中国前是苏联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每月工资5000卢布（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5倍），到中国后这笔工资照发，每月还能在中国领到5元人民币。

克洛什科这530元工资的开销，大约110元买食品，60~70元买衣服，30元用于洗衣、订阅报纸、购买书刊和其他花销，每月大约还剩300元。

当然也有不同的情况。

1955年，有一位苏联专家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他在北京生活有困难，每月发给他的薪金不够用。这件事引起了国务院的极大重视，立即组织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专家与克洛什科的情况一致，即收入远远高于支出，生活拮据的只是极少数子女多的专家，如那位写信的专家就带了夫人和4个孩子来中国。

即使如此，周恩来还是提出，无论如何，决不能亏待苏联专家。于是，外国专家局提出了一些方案，如增加工资、发放困难补助等。但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得到消息后，表示不需要这样做，并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苏联选派专家时考虑不周，与中方无关。

4 另行负担的生活费用

苏联专家的工资中尚未包括其日常生活费用——这些开支都是由中方另行负担的。

如医疗费、住宿费、交通费、文娱费等，都有另外专门的开支，甚至对专家的镶牙费问题，国务院还专门发出补充通知：“苏联专家和眷属镶牙的医药费和手术费由我方支付，镶牙的材料费由本人自付。”

此外，还有由财政部统一支付的专家警卫费用等等。

如此算下来，这笔费用每人每月超过652.5元，大约相当于专家平均工资的两倍。况且，实际开销往往是难以计算的。

5 细致入微的生活照顾

凡是到中国工作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专家都可以携带家属。

通常，苏联专家白天出去工作，孩子上学，夫人在友谊宾馆里无所事事，她们不用做饭，不用洗熨衣服，甚至也不用打扫房间。她们经常出去游览、去剧院和电影院，或去商场和王府井购物。

就人数而言，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家属甚至多于专家本身。如19年6月，在华苏联专家2189人，算上家属则有5000人。

对于随同专家来到的子女，设立了专门的学校，每天有专车接送。学校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后改在友谊宾馆），中国提供一切房屋、设备，教师则由苏联直接派遣，使用俄文上课。

来华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有专门的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对苏联专家饮酒这样的细节，中国政府也作出了专门规定。

尽管如此，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955年以前，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用贷款支付的。

造成在聘请专家问题上经济负担过重，中国人本身也是有责任的。一些地方官员讲排场和铺张浪费，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如招待服务人员过多，给予专家各种不必要的额外补贴，经常在专家住室内摆设纸烟、糖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