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周葆生从淮南三中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寿县窑口公社插队。“3月4号，浩浩荡荡一车人，由带队老师送去，那场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去农村插队的周葆生，对恢复高考是抱有期待的，但具体是哪一年，哪一天，谁也没敢多想。

插队期间，知青们和生产队农民一起干农活，“很累，累到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看书。”在这种情况下，周葆生仍然没有放弃读书。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经报纸发布，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那时候都是口口相传，我知道算是晚的了，大概在10月底才听说。高中成绩一直很优秀的周葆生，听到消息很兴奋，在咨询老师之后，报名了理科高考。 但不幸的是，11月初，就在周葆生报名刚结束，她的父亲因病住院了。“病得很重，我不得不离开公社到医院照顾父亲。一直到12月父亲出院，我才又回到公社。”那时候，距离高考仅剩下20多天了，周葆生白天干活，晚上才能抽空看书，“20多天，书都没有完整看一遍，因为是第一年恢复高考，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高考了，但又怕考不上耽误生产队的活，所以压力很大。”

周葆生很幸运，成为窑口公社插队知青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一个，被农学院（现安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录取，直到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她才知道自己高考考了210多分。“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网站或者电话查分，只有拿到录取通知书才知道有没有被录取。”周葆生说，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并不觉得很高兴，“当时的目标是厦门大学，总分400分，我这个分数应该说很低，如果不是家里出事，可能还会考得再好一点。”

1978年2月底，22岁的周葆生就这样进了大学。她清楚地记得，当时班级有30人，但年龄差别非常大。“最大的1947年出生，最小的一个同学是1960年出生，高中毕业就赶上高考的。”大学毕业后，周葆生选择了留校教书，一待就是30多年。从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退休之后，周葆生受聘成为学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如果没有高考，也不一定就会比现在好或差，但读了大学以后，人生轨迹会大大改变，就像读《马克思传》悟出的道理一样，做好我们所能做的，才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