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八十二岁那年患病住进了医院，虽经过二十多天治疗，还是未能挽救回生命，最终撒手人寰了。母亲在弥留时，曾留下了这样的遗言：“父母老了，儿女要承担供养父母的责任，这事要代代传下去。”

母亲的遗言是有根据的：我的祖父祖母在解放前给地主做长工，在哪家劳作，全家人就住这家地主的家里。要是换另一家地主，就住新主人的房屋，属于自己的用品也得在辞工当天夜里搬走，在那时叫“搬月亮家”。自己没有土地，只能给地做作长工，完全是居无定所，其艰辛可想而知。

祖父祖母用做长工的报酬来养活全家人虽很辛苦，却得到了儿女成人后的回报。解放后，我家被政府划为贫农，和全国所有的贫下中农一样分到了地主的土地。那时祖父祖母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的父母亲毫无怨言地承担起赡养祖父母的责任，直到祖父母寿终正寝。

我结婚后的第二年，哥哥就叫我和父母分家过日子，还说他也是结婚后第二年就分家了。我不想和父母分家，理由是“两兄弟结了婚都和父母分家，邻里会非议”。哥哥振振有词地说：“树大要分丫，儿大要分家……”我和父母只好同意分家。

分家后，我和哥哥每月分别付二十元钱给父母，每年帮父母一千工分。那时一个男劳力干一天活工分是八分，妇女一天是六分。分粮食是按工分搭配粮食，比如一百工分能分到二十五斤粮食，全年一个人挣了一千工分，这年就能分到二百五十斤粮食，当叫“靠工分吃饭”。一般情况下，一个妇女全年除去误工，挣的工分在一千六百分上下。按人均计算，父母每年分的粮比我哥俩多（父母两人，哥哥家六人，我家五人）。农忙时，父母也帮我和哥做一些家务活。

为了增加收入，我和哥哥都学了石匠和瓦匠，掌握了这两门手艺，挣的钱比以前多了，每月帮父母的钱从二十元增加到四十元，父母一月有八十元，生活过得较滋润（那时猪肉一元多一斤）。我的父亲八十三岁时无疾而终，三年后母亲乘鹤西去，临走前留下的遗言，我和哥哥传与了儿女。

哥哥和我都只有一个儿子。我的儿子因故只读了一年初中就辍学了，我给他找了个房屋装修师傅学艺。后来我哥的儿子又跟我的儿子学艺，现在他俩都在重庆几家大型装修公司任项目经理，收入比较理想。我和哥哥已进入了花甲之年，都靠儿子养老，过得还算巴适。

遵照母亲的遗言，我和哥哥对子女约法一章：把赡养父母定为家风，并世世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