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安徽画报》复刊。

这一年，安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杨光华，也走进了《安徽画报》的大门。

调来的第二天，他就拎着行李，拿起了笔，端起了照相机，奔波在记者的路上。

这条路的酸甜苦辣，杨光华用了20多年的时间来品尝。

“作为‘安徽的窗户’，我见证过它的辉煌，经历过它的坎坷。所以我的血液里，已经融入了这四个字。” ▋ 记者 张亚琴

摄影展主动登门“求片”

“刚开始，记者们外出采访，相机还得找人借，后来上级机关特批了20万美金，买了9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哈苏相机，七八个记者人手一部。”杨光华自豪地说。

要知道，当年新华社都没有这么多台的哈苏相机，上世纪70年代的20万美元是笔巨款。

好的相机，拼的记者，拍出来的照片当然首屈一指，影响很大。

杨光华回忆道：“棠樾牌坊群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时，提交的照片有几十张，但都不理想。后来有人提议找我们，因为《安徽画报》曾在封底登过记者拍的棠樾牌坊群。照片申报上去后，一次通过。”

在杨光华的叙述中，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安徽画报》在全国的影响力。

一次，浙江杭州举办“全国溶洞摄影展”。展览前，在做最后的调整时，前来检查布展的一位中央领导突然发现没有安徽的蓬莱仙洞。

原来，他曾在《安徽画报》的封面和内文里都看到过池州蓬莱仙洞的图片并赞不绝口。主办方一听，立即派人赶到合肥，登门“求片”。

数月记录小岗村“大包干”

凤阳县 “大包干”的新闻，杨光华是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在当时争议纷纷的事件，很有历史意义。

于是，没有耽搁一点时间，杨光华坐上了去凤阳的长途汽车。

在那里，他见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庭元。

跟着陈庭元，他跑了很多生产队调研。后来，自己又单独采访一个月的时间，对“大包干”的实际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

回来后，杨光华思绪万千，写下了《农民的知心人——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后来略作修改在《安徽画报》上发表了。

“那时候，‘大包干’是顶着巨大的议论施行的，我的稿子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写成的。但是，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是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对人民负的责任。”杨光华掷地有声。

后来，反映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后生活变化的照片《凤阳新春》和《快乐的凤阳人》都获得了很多荣誉。其中《凤阳新春》获华东风情影展最佳摄影奖，并送到智利、日本、阿根廷等5个国家巡展。《快乐的凤阳人》获1982年安徽新闻影展二等奖。

“我在安徽画报工作期间，发表了2700多篇稿件，并在2005年获首届中国金爵奖最佳摄影奖(全国仅20名)。但我深深知道，一个记者，不光要照片拍得好，文字写得好，更要牢记记者的责任，无私才能无畏，要真正为人民服务。”

今年，杨光华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