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下午两点，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临床负责人、主任医师栾红兵刚刚结束上午的门诊，声音微微有些哑：“一上午看了50多个，饭都还没顾上吃。”

不仅仅是省立医院，安医大一附院和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的生殖医学中心，每天也是人满为患。“全面二孩”落地一年，让许多高龄不孕者有了生育需求；而随着环境污染加剧，生活、工作压力增大，作息不规律等原因，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加入不孕症患者的行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的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大约有1500万对。想要个孩子，咋就这么难呢？

故事一：年关难过 没孩子不敢回家过年

“今年是我最难熬的一年，30岁生日都不想回家庆祝了。”80后的徐洋（化名）一脸苦笑地说。

徐洋老家在天长，研究生毕业后就和男友结了婚，一起留在合肥工作。因为两个人都爱好旅游，所以每逢节假日，他们就一同游山玩水，小日子过得倒也惬意，“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呢！”

可徐洋这么想，不代表双方父母也这么想。结婚四年了，双方父母从一开始的含蓄提醒到现在只要见面或者打电话就“催生”，让徐洋有些毛了，她也第一次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和老公商量着备孕。

“我也着急，但是孩子不是说有就有的啊。”过年前，徐洋就开始到医院治疗，她希望能早点怀上孩子。“所以今年春节，我们俩直接飞去香港过年，只是给双方父母打个电话问候了一下，免得回老家接受父母、亲属们的轮番轰炸，光是想想我头都大了。”

同样无奈的还有萧何（化名），今年35岁的她，由于月经不调一直没能怀孕。今年过年，她照例没有回老家，同样是不想面对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盘问。

“春节回家难免要走亲戚，一聊起孩子这个话题，总让人觉得难受。”萧何说，其实她和丈夫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了打发假期的时间，她主动向公司提出加班，没事就逛逛街什么的，她也无奈地坦言：“过年很冷清啊。”

故事二：忙事业，怀个孩子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方佳（化名）今年37岁了，回望结婚这十年，她觉得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结婚没多久，方佳就被派到外地分公司当负责人，没考虑太多她就答应了，即使她刚被查出怀孕了 。“我当时觉得自己还年轻，事业重要。”方佳没留下这个孩子，她想等自己和老公的经济状况更好些，再从容地要孩子。

两年后，方佳被调回合肥，理所当然地升职了。从那以后，工作更忙了。加班、出差、应酬……方佳成了“陀螺”。

32岁的一天，方佳觉得自己浑身乏力，头晕恶心，还有些低烧。当时她正负责公司的一个大项目，先是吃了几天感冒药，发现不管用， 便去医院吊水，希望病能赶紧好。

但是病并没有好。因为方佳没有生病，她只是怀孕了。

和第一次不同，方佳想留下这个孩子，但医生经过评估，告诉她之前用的那些药可能对胎儿有影响。方佳哭了两个晚上，最终还是选择了流产。而从那以后，尽管方佳积极备孕，甚至成为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常客，但始终没有成功。

如今的方佳已经是公司副总，不再是行业里的无名小卒，相反别人提到她，多半会竖起大拇指。但她在怀疑，别人是否也会嘲笑她这么大岁数还没半个子女：而她的同学、朋友，有的二胎都已经读幼儿园了。

“之前那两个孩子，都是我的不珍惜让他们没能看到这个世界。也许现在是老天在惩罚我吧。”方佳望向窗外，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正牵着妈妈的手向远处走去。

故事三：“求孕”成了失独母亲最后一根生命绳索

一大早，46岁的黄玲玲（化名）又来到医院门口，一年多来，她成了这里的常客。

两年前，她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出车祸不幸离世，她在悲痛中度过了灰色的半年。直到有一天，她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失独母亲通过试管婴儿又生了一个孩子，这让她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光亮——“我觉得我也可以。”黄玲玲反复提到这句话。

从那以后，黄玲玲辗转几大医院的生殖中心，希望医生为她做试管婴儿。可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她的输卵管有炎症，卵巢功能也不太好，虽然还有月经，但她已经没有规律的排卵了，这都成为医生拒绝她的理由。

黄玲玲不甘心，她一次又一次去找医生，后来有个医生看不下去，劝她不要浪费钱。“医生说做一次几万块，能成功的几率几乎没有。可是我告诉她，我不怕花钱，因为这几乎是我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哪怕试一试也好；如果你不让我做，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活下去。”

医生拗不过她，也许是同情她，同意给她做一次。那次黄玲玲很艰难地取出了两个卵子，培养后只有一个胚胎勉强能植入宫腔，可这个胚胎也没能保住，黄玲玲很快发生了自然流产。

黄玲玲没有气馁，调养好身体后，她又继续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她说所在小区一个43岁的刚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生了二胎，这让她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我也可以。”黄玲玲又说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