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从四面一步步逼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蒋介石正在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在这千钧一发之刻，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手中，中央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这一决定使蒋介石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而获取绝密情报并把情报送到中央苏区的正是国民党少将莫雄、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 ▋据《南方都市报》

绝密“铁桶计划”集结150万大军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亲自坐镇指挥，对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7月，国民党军队先后突破了红军的外围防御，直向苏区腹地扑来。此时，中央红军兵力不到10万人，粮食供给紧张，弹药极度匮乏，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博古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指导口号，粗暴地否决了毛泽东的“跳出敌人堡垒圈，以灵活机动的外线作战大量歼敌，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主张，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1934年9月下旬，正当红军与国民党军激烈鏖战之时，蒋介石在江西九江边的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彻底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

庐山会议莫雄获取“铁桶计划”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份严格保密到滴水不漏的“铁桶计划”会很快被共产党人全部掌握，更想不到送出这一机密情报的人竟是他刚刚任命不久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北伐战争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以少将参议虚衔剥夺军权。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在赴上海时，他巧遇部下、中共党员刘亚佛，经刘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并与周恩来、李克农建立了联系。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经党组织的说服继续留在党外工作。

1934年1月，莫雄通过昔日熟友、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长杨永泰的关系，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前，莫雄赶回上海找到中共党组织秘密磋商，将项与年、卢志英等10余名秘密党员组成的德安地下特工小组成员作为“袍泽部下”带到江西，安排在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任职，有几人还被他通过杨永泰安插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正是在此任上，莫雄做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铁桶计划”于1934年7月出炉，同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实施方案，莫雄也奉命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有200多名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5省的省主席、部队的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杨永泰负责具体事项。按照职务，莫雄尚不够级别与会。他能与会的关键，是因以前与红军作战的“战绩”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莫雄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后，在秘密党组织的安排下，当地红军伪装被莫雄“击溃”，实际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当“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还通报表扬了莫雄：“传令嘉奖，考成第一”。因为这个背景，莫雄被特邀出席庐山军事会议。

6天的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在专署保安司令部里，莫雄把整个“铁桶计划”交给了中共联络员、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项与年及参谋长卢志英和刘亚佛细看。

项与年送情报自敲四颗门牙

项与年拿到情报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立即与秘密党员刘亚佛、卢志英商量。大家认为，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闪失，决定由项与年本人亲自将情报送出去。这也是考虑到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

3人连夜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用密写药水逐一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就这样，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了。

项与年带着情报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多天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心急如焚的项与年决定不能再等了，哪怕是早一天送到情报，党中央也能早一点做出应对的准备。情急之下，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敲下了自己的4颗门牙。

第二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在这样的伪装下，项与年终于穿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天于10月7日到达瑞金。

当劳累过度的项与年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时，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扬着手，用力说：“我要见周恩来……”

周恩来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项与年，大吃一惊，忙问：“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4本密写字典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递给周恩来。

在听完项与年的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踏上长征路

当“铁桶计划”被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央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战略要地古龙岗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

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重，认为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10月17日至21日拂晓，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中央红军将士，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之路。

在中央红军突围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的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部队的150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毛泽东在突破乌江后感叹道：“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