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个老话题，宋真宗赵桓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句，一千年来，家喻户晓。胡适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谈读书，还提到“古人”的这首《读书乐》。对于读书人来说，读书是一个伴随一生的过程。虽人各有异，但也有规律可循。

小时候，重在培养读书兴趣。现在的小学生，要求读100万字的课外书，有的小学老师建议小学生读一点季羡林。我小时读连环画《高玉宝》，中学读《东方红》杂志，高一偶尔读了一本《解放军文艺》，读书很少，但有读书兴趣。

高中阶段，应该泛读。古人无书不读，是因为很多人无书可读，古人书少，很多人抓到一本读一本。现在的书很多，已经无法无书不读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读了不少苏联小说，印象深的是《盖达尔小说集》《青年近卫军》《叶尔邵夫兄弟》等。

大学是打基础时期，我考大学，本来是想学文科，后来录取了学哲学。一位作家送诗给我，叫我“留心文学攻哲学”。文史哲不分家，每个人治学路径不一样，我走的是哲学、文学、史学的路径。

工作后，要找到读书方向。八十年代我刚到安庆市党校工作，读书很杂，写了不少经济文章，宣传改革开放，也写了不少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文章，后来才定下来研究陈独秀。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前苏联化学家罗蒙诺索夫因为偶然读了一本捡到的算术书，从此走上了科学家的道路。我受陈独秀的影响，后来研究胡适、刘半农以及中共党史、大革命史，这都是确定研究陈独秀的结果。我在党校的领导叫杨森，他是《安庆史话》作者之一，安庆七十年代的才子，他研究很杂，是他建议我研究陈独秀的。后来我继续研究陈独秀，他做了体改委主任，研究经济去了。在确定方向上，杨森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方向确定了，实际是解决了精读问题，但不能读书太窄。周汝昌先生一辈子研究《红楼梦》，但他研究的面不广，多少限制了思路。有的同志不赞成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杨耕先生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就不赞成我研究陈独秀，又去写赵朴初。但我认为，多写几个人 ，没有什么不好。研究陈独秀，不仅涉及新文化运动，还涉及中共早期党史。要写好陈独秀，这两个领域必须走进去，这就是滚雪球效应，或者叫功夫教功夫。

有的同志问，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读什么书？我建议读《胡适全集》，读一点名人传记。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起的作用，不是普通的教育家起的作用。今天，我们的文化路向，仍然是陈独秀、胡适等人确定下来的。他们把西方的思维与东方的思维合璧，推翻了几千年传统文化传播模式，这个贡献，人人受益，今天仍然在起作用。胡适是一个靠读书、写作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文化领袖。他书中有许多读书治学的经验，启发我们如何读书、读什么书。

我读的书不多，平常书架上约1000本，加上借阅，大概精读几百本书，浏览几千本书。人类的书汗牛充栋，中国2013年就出版40万册，美国一年出版20万册，我们读的书是很有限的，故我们每个读书人都应该谦虚，都有自己的盲区。现在一些人，口气很大，以为自己读了不少书，洋洋得意。一个大学校长做报告，要PK这个、PK那个，他的方法是把自己的长处PK别人的短处。我希望出现一个人人谦虚的时代，因为这才实事求是。

人到退休年龄，要读精品。这个年龄段，是思维成熟时期，视力下降，故要读一点好书！所谓精品，即名人名著，包括名家晚年的自传。我最近偶尔读一点袁枚的笔记，他的书不仅有文采，也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