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汉年逾古稀，生活困难，其儿子拒绝支付每月200元的赡养费。无奈之下，张老汉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4日上午记者从北京通州法院获悉，法院将老人的儿子张某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张某因无法正常出行，主动到法院承认错误并履行赡养义务。（7月25日《京华时报》）

当地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老人的赡养费诉求，最终在“黑名单”的约束之下让不孝子承担了给付赡养费义务，这一法律实践带给人们诸多的思考。然而，应该清醒认识到的是以“黑名单”约束和惩戒不孝儿的方式，带有极强的局限性。一方面，现行的“黑名单”机制，主要源于当事老人主动申请，而不是“自动实施”。假设老人不主动提起诉讼、不主动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仍会不告不理，子女再不孝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第二方面，“黑名单”的约束范围和惩戒力有限。正像网友调侃的那样，假如张老汉的儿子张某不是“有组织的人”，也不需要乘坐飞机、高铁、动车二等座，更不需要贷款购房，而是一位从未离开过家门的农夫，“黑名单”又奈他何？上述局限性显然影响了不孝“黑名单”的社会效果，也与公众期待相距甚远。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不孝”行为属于“家务事”，属于不告不理的法律范畴。即使是按照目前《刑法》中规定的虐待、遗弃等罪名惩治，仍属于自诉案件，公安机关或法院也无权主动受理、主动出击。这是法律的局限性，也是应该解决的当务之急。现实生活中，“不孝儿”并非孤例。近年来时有发生老人在闹市区住宅内死亡多日，却无人发现的现象；一些乡村老人长期无人照看，在独立生活中屡屡发生意外。而多数因伤病出现意外的老人却并非没有子女，而是因为子女“照顾不周”或者长期不闻不问。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法律没有设置不孝“黑名单”，而是法律局限于“被动受理”和“被动设置”。如果不能尽快改变法律对于“黑名单”运行的相对滞后性和“被动”属性，再好的“黑名单”制度也意义有限。

在未来，完全可以通过法律修订，强化对不主动给付赡养费，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不孝儿”的监管力度，赋予公安机关主动介入案件的责任，通过法律手段督促督导“不孝儿”尽快尽孝，在没有进入“黑名单”和没有强制执行前，就达到未雨绸缪的“劝导”目的，这应该是未来立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