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郁昭长期在安徽工作，纵观王郁昭跌宕起伏的职业轨迹，聚焦他在县里、地区、省里的从政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窥这个变革的时代。

自县长起步

王郁昭是山东文登人，1941年，他15岁，在威海的一所教会学校读初中一年级。这年冬天，学校被日本军队占领，他辍学。家乡是抗日根据地，他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后任校长。抗战胜利，他到威海市担任文教助理。内战爆发，威海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他参军。1947年冬天，随大军南下，进入安徽芜湖。

渡江战役前，他被留下来，参加接管安徽大学，担任安徽大学军代表兼办公室主任。1954年，他就读中央马列学院，1956年毕业回到大学，先后担任政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

1970年春天，王郁昭全家下放到淮北一个村庄当农民。当年秋天，他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让他到滁县地区全椒县，担任省委驻全椒县工作队队长，并留下来担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

1975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到地区后，地委书记陈作霖负责应付造反派，稳定大局，因为经常有造反派冲击政府；王郁昭负责抓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等。1978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书记。这时，“文革”已经结束。

提携者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王郁昭是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此前，王郁昭与万里素不相识。1978年2月，也就是万里到安徽之后大约半年，王郁昭被任命为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万里，是1977年6月，在省会合肥，这是万里上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见面会，所有的地区和省直厅局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第二次见到万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会上，万里出席省委省政府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会后，一位省委副书记找王郁昭，说滁县地委落实农村政策的几个文件，万里看过了，认为很好，让王郁昭回头将这几份文件集中编印成册，送到省委。这时，王郁昭虽然没有机会与万里单独见面，但知道万里对于滁县的工作是肯定的。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看了两个县，一起来到了小岗村。此前的秋天，在王郁昭的强烈要求下，在万里的积极支持下，安徽省委正式批准了“大包干”。在小岗村，万里走访一些农户，看到大包干带来的惊人变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话。

但是，令王郁昭和其他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万里走后仅仅个把月的时间，新省委第一书记态度陡变，转为反对家庭承包。这个时候，王郁昭不断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指责批评，滁县地区当时很孤立。这段日子王郁昭很难过、很苦闷，甚至想到过撤职。

事情的转机是邓小平那次著名谈话之后。王郁昭表示，万里当然应该是清楚的，不过万里并没有对他具体说过。1980年秋，以中发75号文件为标志，大包干在中央层面获得政策认可。此后，一直到1983年春天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之前，王郁昭与万里没有见过面。

1982年4月，王郁昭成为安徽省委常委。事先，本人毫无所知，是在看到中央任命文件后才知道。谈到这次提拔，王郁昭并不认为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于他的肯定和赏识。因为到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才到省里上班。

出任省长

王郁昭当初出任省长是一种巨大意外。

1982年10月胡耀邦视察安徽，此行的重要目的是考察安徽领导班子，因为来年春天，省委省政府将要换届。胡耀邦在合肥，先是与安徽省班子成员座谈了两天整，然后去滁县等地考察。在座谈会上，王郁昭第一次见到胡耀邦。会前，全体省委常委在会议室门口排好队，胡耀邦进来时一一握手见面，每个人自报姓名职务。当走到王郁昭面前时，未等他自我介绍，胡耀邦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王郁昭同志吧，你们推行联产承包是有功的。”座谈会后，胡耀邦视察滁县地区，王郁昭全程陪同并代表地委汇报工作。

在与省委班子谈话时，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了新班子的筹备原则。胡耀邦从安徽走后，省里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来筹备换届工作。1983年3月初，中央通知安徽省委常委全体到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待中央领导集体谈话。王郁昭后来回忆说，刚到北京时，以为三两天之内就会公布班子并谈话。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京西宾馆住了二十来天。期间别无它事，仅仅是等待。王郁昭在宾馆看看书，有时候出去看看朋友，或者逛逛书店。3月26日，全体省委常委被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的集体谈话。出席谈话的中央领导有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宋任穷等，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中宋任穷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万里主持了这次谈话。首先，宋任穷宣布新的安徽省班子。原方案发生颠覆性改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新的人选。省委书记黄璜是原方案中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省长是王郁昭，在原方案中是常务副省长；其他职位也有很多变动。新班子与原方案变化如此之大，大大出乎意料。为什么原定班子出现颠覆性改变？安徽的政坛，特别是王郁昭这些当事人，也都心存疑问。不少人在议论，提出推翻原方案的是万里和胡耀邦，并经邓小平的批准。

在省长任上

从1983年3月到1987年7月，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在省长任上，王郁昭先后与两位省委书记搭档。同时上任的省委书记黄璜，是新进的省委常委，也是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随后，调来新的省委书记李贵鲜。李书记原来是辽宁省委书记，也是一位年轻的省委领导。王郁昭说，不论是黄璜书记，还是李贵鲜书记，他们相处得都很好，工作上积极配合。

尽管王郁昭认为与省委书记合作很好，但是，在安徽省内省外，关于他和省委书记的关系，还是有不少议论。关于王郁昭在省长任内的表现，社会评说自然不会一致。但总体上，他被认为是一个敢负责、有魄力的省长。特别是，在他离开安徽二十几年以后，省里上下议论到这些年的领导，不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

在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整党刚刚结束，文革中的表现仍然是领导干部考察的首要因素。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

中纪委谈话

1987年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

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仍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1987年6月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消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

（原载《中国发展观察》 赵树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