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选择“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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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如何选择“陪都”

 

近来,有关中国将建政治副中心的话题被炒得火热。所谓“政治副中心”,即古代的“陪都”。

陪都的地位仅次于首都,古代是如何选择陪都的?这里选几个典型朝代,来尝试解析一下。

□ 综合中新社

■东西控制型“两京制”——

两汉时期

长安与洛阳的角色互转

汉朝是刘姓王朝,有刘邦(高祖)建立的前汉和刘秀(光武帝)建立的后汉之分,后世史学家习惯将前汉称为“西汉”、后汉称为“东汉”,此叫法即因各自都城方位不同而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汉中王”。在“楚汉相争”中,刘邦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当年2月28日,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初都洛阳,群臣拥护,认为“其固足可恃也”。

但不久,刘邦改变了想法,将洛阳设为陪都,而定长安城为首都。原来,谋臣张良的分析起了决定作用。《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认为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长安则“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阳终于迎来转机,由“著名陪都”转正为东汉的“著名首都”。这年冬十月,刘秀与王莽的政权决裂,在鄗(今河北高邑)登基称帝,为表明自己的刘姓正统和汉家重兴,仍以“汉”为国号,此即东汉。

刘秀确定洛阳为首都(东都)后,设长安为陪都,称为“西都”。

解析:两汉都城,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两京制”的代表,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所谓“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前期都城制度的主体,其始于上古三代时的周朝,周前期以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首都,另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反其道而行之,长安、洛阳角色互转,这实际上是上古周朝实施的中国都城东进战略的继续。刘邦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都城把洛阳作为陪都,是因为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从根本上消失,都城设于秦朝旧都附近有利于稳定国势,传统的堪舆术上叫作“压王气,镇龙脉”;刘秀选择都洛阳而陪长安,是因为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根本,这在讲究正统的古代是相当重要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关中的物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首都长安的消费需求。

■“两京制”向“五京制”的转变——

唐肃宗设洛阳太原

凤翔成都四个陪都

唐朝(公元618-907年)诞生于武德元年(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农历五月,李渊(高祖)接受隋恭帝杨侑禅让称帝,定都长安。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称屡有更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长安“初曰京师,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复称京师,肃宗元年曰上都。”

作为一国之都,长安为何名称有这么多的变化?这与唐朝在不同时期陪都的增减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李渊建唐后,初仿隋东都制,仍视洛阳为陪都,后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东都。

洛阳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继位后,重新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阳宫。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治(高宗)恢复隋制,重设洛阳为东都,正式赋予洛阳以国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

武则天(高宗皇后,大周皇帝)代唐自立后,洛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易名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后改“唐”为“周”,干脆定洛阳为首都,长安反成了陪都;同时,再设武姓故里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北都”。

李隆基(玄宗)当皇帝时,改东都为东京,此时的长安相应称为西京。李亨(肃宗)当皇帝时,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设4个陪都,即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凤翔、南京成都,此时的首都长安改称“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解析:在东汉以后,抬高帝王出身地(帝乡)和发迹处(龙兴之地)成为一种光荣的例行选择,于是在两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两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国古代都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成熟兼转型期。都城的安排和变化轨迹相当明显,由前期的“两京制”转向后期的“多京制”。这种转身是时局变化和加强统治的需要,说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纪的中国。

唐朝以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基本结束了使命,环抱护卫型“多京制”开始流行起来。

■环抱护卫型“多京制”——

北宋设“四京”

辽实行“五京”制

北宋的首都为汴州开封府,即今河南开封市,时称“东京”。宋初仍实行隋唐的“两京制”。

赵匡胤(太祖)即帝位后,设陪都西京,与东京相对应。需要注意的是,北宋的西京并不是唐时的长安城,而是距宋祖陵所在巩义较近的唐东京洛阳。

此后,北宋又设立了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两个陪都。应天府和大名府,一南一北,故称“南京”、“北京”。这样,北宋都城实为“四京制”。

北宋时,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是缘于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恭帝时领宋州归德军(今河南商丘境内)节度使,在境内的陈桥镇策动兵变,夺取帝位,史称“陈桥兵变”。赵恒(真宗)当皇帝时“思显先烈”,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升归德军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升应天府为南京,成为陪都。

与宋一样,中国北方的辽、金,也实行了“多京制”。以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为例,前期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为首都。先设辽阳(今辽宁辽阳)为南京,后改为东京,重设幽州(今北京西南)为南京,称燕京;再设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又以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南)为中京,形成了各有分工,功能齐全的“五京制”模式。

解析:宋、辽、金时期,“多京制”开始大流行。多京制又叫“多都制”,在“两京制”出现的东周时期已出现。在封建时代,有两大时期流行多京制,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到宋元时期。第一时期以曹魏为代表,有首都洛阳和长安、谯、许昌、邺城四个陪都。

无论是宋、辽、金、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孕育时期,如金国和元朝都行多京制,但发挥作用的还是“两京”,如金的上京与中都,元的上都与大都,都是一北一南。

这一时期在都城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当今首都北京的政治功能和地位被发掘了出来,此后以北京为首都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成为主流。

■南北平衡型“两京制”——

明设南京为陪都

清设“盛京”为陪都

公元十四世纪下半叶,中国进入了短暂的混战期,元末农民起义接连爆发。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今南京即帝位,易名“应天府”并定都于此。

朱元璋(太祖)十分看重都城建设。早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即设开封为陪都(行在),称为“北京”,一度欲迁都于此。

后来,又派太子朱标前去汉唐都城所在的关中勘察。朱标回到京师后“献陕西地图”,后因朱标早逝,建都关中的设想作罢。

朱标长子朱允炆(建文帝)当了皇帝后,燕王朱棣(成祖)发动“奉天靖难”。朱棣当皇帝当年(1403年)正月,即设北平为陪都,改称“北京”,改京师为“南京”。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下诏迁都北京,遂开始全面营建北京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设南京为陪都,形成了南北“两京制”。

明朝虽然还有中都临濠,但那是到明亡都未建成的一座废都。最搞笑的是,中都后来变身“皇家监狱”,凡皇族有罪之人均发配于此“劳改”。所以明朝是名副其实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

清朝也以北京为首都,实行南北“两京制”。不同的是,清朝陪都在东北,即被称为留都的“盛京”(今辽宁沈阳)。因此沈阳也有一个故宫,原名“盛京宫阙”,后称奉天行宫,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明清旧城中心。沈阳故宫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现有建筑90余所,300余间。沈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初成于清崇德元年。清顺治元年,清朝移都北京后,沈阳故宫成为“陪都宫殿”。

解析: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流行时期,之所以称之为“平衡型”,是这种一北一南的双都模式中的陪都,已不再有东西控制型双都模式中的同等地位,陪都的政治分担功能弱化,政治象征意义突出。如朱棣称帝后的南京,虽然有完整的机构,但实际上已流于形式。

十四世纪以后,乃至更早点的宋元以后,东部沿海发展加速,海外因素影响加大。中国不稳定因素和护疆压力,由过去主要来自西北、北方,变成来自北方和东南方。明清两朝皇帝都继承了过去“天子戍边”和“都城镇国”之传统,都城实行南北“两京制”显然是一种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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