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 继去年5月上海公布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之后，近日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四地相继开展试点。

记者梳理发现，仅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的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11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多地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释放出哪些反腐信号？

信号一：剑指官商一体家族腐败

“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暴露出‘一家两制’‘官商一体’情况突出，群众反响强烈，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父子上阵、夫妻联手、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戴白手套”、“收黑钱”，被中纪委点名“全家腐”的落马官员并不少见。仅在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纪委网站发布的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有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11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去年5月在全国率先试点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的上海，已对全市1802名局级以上干部进行全覆盖专项申报，182名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被纳入“需要规范”的范围。其中10人被免职、10人被调岗，还有1人辞职。另有3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信号二：盯住局级以上“关键少数”

从目前多地公布的新规来看，各地均将规范配偶子女经商的约束范围界定为局级以上干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管住决策层的领导干部，是对权力更有力的约束。

在已出台的试点方案中，领导干部级别越高，对配偶子女规范经商的要求越严格。北京和上海都规定，省部级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经商办企业。

除了官员自身级别，对配偶和子女经商行为的限制也有区别。以北京为例，正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经商不论是否在本地，均在被禁止之列；局级副职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不得与领导干部曾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等。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对规定主客体范围不断细化，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制度管好官员家属，才能更彻底地切断腐败的通道。

信号三：作为干部提拔准入门槛

据了解，从1984年到现在，中央发布的涉及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的规定有20余份。专家指出，如何确保制度落实到位，让规矩起作用，还是改革要啃的“硬骨头”。

汪玉凯表示，时隔30多年，中央再次在上海试点，又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四地进一步试点，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制度的纠错能力弱。立规立法只是第一步，关键还得看执行力和监管力度。

记者梳理发现，已出台规定的试点地区都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和督查力度。上海提出，凡是不符合规范的干部，不会被列入考察和提拔人选的范围。为防止“名退实不退”，重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先规范后任职，否则不予提拔。

此外，各地都明确提出杜绝运动式监管，将监管纳入常态化范围。上海和北京都提出，每年抽查比例不少于20％。

信号四：打出治理家风组合拳

“近年来，中央纪委重视家风方面的宣传教育，中央领导在中央纪委全会上提出‘家风建设’，更是引发各方热议。”庄德水认为，家风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家风也需要在制度的辐射下重塑。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正是从严治党不断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庄德水表示，在现实操作中，领导干部配偶子女通过第三方委托运作、经营、参股境外公司等作为利益输送的渠道，规避监控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监管成为难题。

对此，湖南省廉洁学与巡视制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等专家建议，规范领导干部家属经商办企业，应以个人事项报告为基础，细化申报事项，严格审核并加大抽查力度，同时利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共同提高相关从业信息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