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帽，并解释道：“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掂这顶礼帽，脸上露出笑容，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想得周到得体。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动考克帽，显示我们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抗战胜利后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飞抵重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套竹针，共4支，最长的33.9厘米，直径0.5厘米，系织毛衣的工具，它们整齐地摆放着，表面有轻微磨损，其中一支中部有明显裂口。

从外表上看，这几支竹针极其普通，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曾经为毛泽东织过一件毛衣。到底是谁使用过这套竹针？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笔者通过部分文物档案，为大家还原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历史细节。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迎来了毛泽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尽管头顶的阴霾仍未散尽，内战一触即发，但人们仍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速到重庆“共定大计”；美军司令魏得迈也于23日向毛泽东发出了去重庆谈判的邀请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决定同意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于是，毛泽东于28日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

得知毛泽东即将来渝的消息，8月25日深夜，周恩来在结束会议后，立即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钱之光、徐冰和张明发出最高等级的机密急电。周恩来在电文中郑重要求：毛主席要到重庆谈判，要求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而且要保密。周恩来在电文中还对毛泽东来渝后的警卫、住房、饮食、交通等方面，一一做了具体指示。时年26岁的李静是机要组长，参与了执行任务。

李静，1919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17岁参加香港抗日义勇军，在抗日斗争中从事掩护及情报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油印处工作；1937年10月做敌占区的秘密电台报务员、机要交通员，每天将电台抄收来的机要电报藏在饼干盒等很难被人注意的物品里，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接头交接。同时，从对方那里带回将由香港秘密电台向延安党中央机要总台和其他机要电台拍发的机要电报；1943年2月，李静奉命调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秘密电台做机要工作，一度任秘密电台机要组长。

根据负责谈判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的黄埔军校第二教导大队副队长张居远描述：“在张治中的部署下，我安排了中共代表团住址周围的警卫，设立了桂园周围的警卫隔离带，以及中共代表团参加重庆方面安排的各种大小活动期间的警卫，谈判期间代表团所有代表外出活动及路线的随行警卫工作。”为确保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张居远对保卫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

关于毛泽东在重庆的生活和工作，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毛泽东同志白天在桂园会客，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回到红岩村休息。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东头靠北的一间屋子里住了40个晚上。毛泽东所住的这栋大楼很有特色，外看似二楼，实则三楼，三楼最隐蔽为机要科所在，因空间低矮，过道狭窄则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鸡鸭棚’、‘鸡鸭行’。酷暑天，三楼楼阁式小屋气温高达40摄氏度，电台工作人员仍日夜坚持工作。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下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重庆各方人士。顿时，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围本来就特务众多的小楼里，马上就开始拥挤起来。重庆军统、中统、宪兵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各部门都实行24小时值班制，并对进出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车辆和时间都进行认真的记录，各自分线每天向上级汇报，名义上都是打着为了保证谈判安全的名头，实际上是对现场实行监视。”

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安排的是“两龙一虎”做贴身警卫，他们分别是专门从延安跟随毛泽东到重庆的颜太龙，另外两位是龙飞虎和陈龙。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同志们都积极配合警卫工作，日夜轮流站岗放哨。由于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铺着木板，走在上面会发出“噔噔”脚步声。为了让毛泽东多休息一会儿，同志们就手提木板鞋，光着脚轻轻走路；有孩子的同志，都把孩子安置在底楼，尽量减少干扰。平时毛泽东的工作很繁忙，但他会在百忙中抽空参加群众活动，到办事处礼堂观看文娱晚会。

“让毛主席穿着新毛衣回延安”

除了加强警卫，毛泽东的形象问题也很重要。毛泽东作为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传达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在延安，毛泽东常穿发皱的上衣，他的不修边幅，反而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但这次来渝会见蒋介石，是带着和平的心态和诚意，形象非同小可。近20年来，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们的形象，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歪曲。怎样设计好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周恩来为此苦思冥想。最后，他决定把自己曾经戴过的考克帽推荐给毛泽东。

考克帽因拿破仑戴过，故又称“拿破仑帽”，孙中山先生就曾戴过考克帽。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帽，并解释道：“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掂这顶礼帽，脸上露出笑容，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想得周到得体。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动考克帽，显示我们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8月28日那一天，《解放日报》记者方纪在文章中是这样记述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照片：头戴盔式太阳帽向人们挥手的情景，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1945年10月，重庆的天气已经转凉。来渝之前，毛泽东穿的是一件黄色旧毛衣，领口和袖口都已磨破，保暖效果也不好。周恩来非常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决定让人给他织一件新毛衣。对于织毛衣这件事，李静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

“大约在1945年10月初的一天，在离八路军办事处二十多里路的疗养院，来了一位办事处的同志，找到我说有紧急任务，让我回办事处，我当时身体不好，在那里养病。听到有任务，立即动身赶了回去。面见我的是机要科的科长童小鹏，他认真地对我说：‘李静同志，周副主席交代让你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给毛主席织一件毛衣。’当时我接到这个任务后，心情是万分激动，心想，毛主席是我们的领袖，他老人家领导我们的党和军队，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翻身，南征北战，英勇奋斗，而自己的生活却是这样的简朴！我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让毛主席穿着新毛衣回延安，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

根据当时的形势，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绝对值得信赖的。李静虽然身体不适，还在养病期间，但她在秘密电台做机要工作这一身份，充分说明了周恩来等人对她的出色工作是肯定的。同时，李静和林青这两位同志，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期间，林青曾担任过三楼秘密电台台长，李静又从事机要工作，两人身份隐蔽，纪律性强，绝对是最佳人选。

李静在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织毛衣所用的毛线都是组织上交给我的，质量比较好的深蓝色的中粗线，而织毛衣的4根竹针，是在厨房工作的陈树云同志帮助下现做的。他先用刀将竹条刮细，然后往大米囤里反复穿插，直到磨滑。这样做出的竹针，光滑有韧性，很实用。毛线和竹针都准备好后，我就连夜赶织，织的有些眼花了，就揉一揉继续，有时织到深夜实在太困了，就躺下稍微休息一会儿，身体虽然躺下了，但手却还在不停地织，就这样，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终于将毛衣织好了。织好后，却又很为难，因为一直担心自己手艺不精，怕领口和袖口不合适，心想如果毛主席能试穿一下就最好了，但又不好意思去打扰主席休息，心里很矛盾，一直在转悠，正好，周副主席看到，就亲自过来试穿，穿后就对我说：‘李静啊，其他地方都还合适，就是领子太小了，把领口再放大一些’。听完后，我又拿回去做了修改，用了半天时间将领口放大后，重新织好送给了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李静历任中共华南分局机要科股长、机要室主任；1957年3月，调入北京市邮政局，先后任西城区邮电局副局长、北京邮政局纪委副书记等职；1999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套竹针，李静生前一直珍藏着，后来无偿捐赠给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蒲晓蓉（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