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月初，我到淮北市殡仪馆参加一位近亲的丧礼时，遇到了好几年未见的根叔。已经73岁的根叔明显老多了，背驼了不少，头发白了大半，穿着一件八成新的羽绒袄，精神状态不错，依然头脑清晰，耳不聋，眼神也行。以前不离身的老烟袋不见了，不过他并没戒烟，吸的是几块钱一包的盒烟。我少年时与他在一栋牛屋里共同住过四年，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根叔是我的本家叔，1943年出生，解放前后上过四年小学，后来因各种原因辍学在家务农，但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他后来用看书度过几十年的孤身日子，与这点文化底子有关。根叔的一生不算很艰辛，但坎坷不少。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根叔因地主成分受歧视数年，70年代中期我还见过他父子被民兵持枪押着批斗的场面。根叔快30岁时好不容易娶了媳妇进门，结婚不到一年，媳妇不知因为什么赌气在家上吊死了，也没给根叔留下一个子女。当时根叔在外面挖河工地干活，闻讯到家虽然悲伤却也回天无力。后来家里又四处托人再给根叔找媳妇，都未成功，此后的根叔便一直单身过了。

根叔在土地承包前担任小队牲口饲养员，把一群牲口侍弄得膘肥体壮。同时也干得一手好农活，什么犁地、扬场、育种在方圆数村都是有名的。在农闲时，根叔没有打牌之类的爱好，他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看闲书。村里1990年以前连电也没有，他住在饲养室里，靠北墙排着几个石槽，上面拴着牲口。南墙角落放一张农村常见的单人床，土墙上掏个洞，搁盏油灯，床上的枕头下、席子下常常放着几本书，过一段又换成别的书。我也不知道根叔从哪里找来这么多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等等，农闲时，或在漫漫冬夜常有村民围在饲养房，听根叔讲书中的故事，我们小孩子爱热闹，也围着听。听得入迷，就想自己看，我刚上小学二三年级时，便从根叔那里借书看了。囫囵吞枣读了不少，我的文学启蒙就是在这牛屋里开始的，后来求学时一直是文史类较好，专业是外语改教语文课，根源也在这里。

1980年淮北农村土地承包，开始是把一个小队分成几个互助组，我家和根叔在一组，四年后才彻底承包到户，但我家没有牲口房，还是把自家的一头骡子放在根叔住的老牲口房里，根叔没有义务为我家喂牲口，家人便让13岁的我承担起照顾骡子的责任，好在添草拌料出牲口粪这一套我都能干，有时要和根叔互相帮忙铡草，给淘草缸换水（草料要用水淘一遍，不然牲口不吃，水要勤换，臭水易使牲口得病），夜里要给牲口添一两回草料，没有夜草不上膘。我家的骡子很聪明，没有草时便用蹄子不紧不慢地敲击石槽下面的石板，提醒主人上草料。幼年的我贪睡起不来，或是实在不想起，往往是根叔顺手替我忙活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临睡前我们各自就着一盏油灯看书，我不想看课本了便拿根叔的书读，有时听他讲我们家族的往事，昏暗的油灯、根叔的讲述，伴着牲口咀嚼草料的声音成了我少年记忆中极为深刻的画面。有时外面是狂风暴雨，寒风凛冽，牛屋内却一片温馨安宁。根叔常劝我在学校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珍惜上学的机会，为家族争光。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四年，直到我考上高中求学离开家。

我印象中根叔极为高兴的时候有两次，一次是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时候，根叔脸上洋溢着兴奋，每天居然都喝上一点酒，他称邓小平为邓爷，说是邓爷给他找回了做人的尊严，他永远感谢邓爷。还有就是1990年根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的那天，根叔回家喝醉了，后来几乎是逢人就表示着他的兴奋，说他是“在党”的人了。他交党费、开党员会总是很积极。就是到了现在，根叔还是为此骄傲着。有人表示不屑，我说你不懂一个被歧视几十年的人重获政治新生的感觉，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感激。

进入90年代后，农村种地开始走向机械化，牲口慢慢被淘汰。根叔的日子变得清闲些了，他又干了几年贩卖肉牛的生意，小赚了一笔钱。随着年龄的渐增，村里为孤身一人、年满六十的他办理了五保户手续，每年给他一笔生活费，根叔生活无忧，常叼着烟袋和一群老人在太阳下谈天说地，评论时事。他对人说这一辈子就感谢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他现在的生活，共产党就是好。我工作后只要回家就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给他送两瓶酒，添件衣服之类的，有时带几本他喜欢看的书给他。看他过得开心，我也为他高兴。但后来我调远了，加上父母都过世，就不大回家了。只偶尔在一些场合见到根叔。2009年他得了一场重病，我姐弟几人闻讯到医院探望他，送去几百块钱和一些吃的，根叔躺在床上当时直掉眼泪。我们劝他安心治病，后来根叔终于挺了过来。

这次根叔是乘坐侄子的小汽车来殡仪馆的，他说这辈子都没想到还能坐小车来市里，死了也值了。我说你好好活，说不定哪天还要坐飞机出门呢！周围人都说是，根叔高兴地笑了。在根叔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与生活的和解，随遇而安的情怀，知足常乐的心态。根叔、牛屋、牲口、油灯、夜读，连同我的少年时光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种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