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佛山市法制局发布《佛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送审稿）》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公共厕所使用人禁止在便器外便溺。如有违反规定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可对其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引发网友热议。（3月24日《羊城晚报》）

类似的条款，在当下许多地方的立法中并不少见。如，多地曾有规定要求每间公厕的苍蝇数量“不得超过X只”，在公共场所禁烟方面，一些地方制定的罚款规定，也都遇到执行难甚至“零罚款”的尴尬。这些现象表明，一些立法与执法的“两张皮”如同“锯箭断镞”一样，立法做“外科手术”，能不能执行、怎么执行那是执法者的事，最终导致法规资源的浪费。

此外，“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一直为人所诟病，反映在立法上，由部门主导的立法，首先考虑的自然是部门的利益，管控式的依赖也容易成为首选，最终导致立法偏离民意轨道。譬如，市容环境管理立法，首先要强调政府部门自身在市容环境服务与管理上的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再考虑管理市民。尤其是厕所管理，该优先考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机构如何建设厕所、日常保洁、规劝入厕者，而不是让入厕者保证行为“零污染”。事实上，只要公厕的日常使用维护走在前面，许多的陋习都不会发生。

。立法本身不仅是一个抽象的行为，也不仅仅只是管理者的工具，更是调节多方利益达成契合的共同规则，追求“公约数”才是立法的意义所在，任何条款的设计，都是兼顾之下最优的选择。为立法而立法，机械而片面，折射地方立法思路、程序、方式以及立法者的素养都有一定的差距，如何规范地方立法、加强指导以及提高专业性更值得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