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羊城晚报》

春节过完了，大批农民工和大学生纷纷踏上了求职的征程，开始了新一年的奋斗。

而在民国时，由于社会动荡，经济不发达，人们求职更不容易。我们来看看那些民国名人和一般百姓的求职就业之路是如何走的。

名人也借调

鲁迅先生就曾有过一次借调的经历。据《金陵掌故》载：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鲁迅对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行为进行抨击，受到威胁，工作很不顺心。就在这时，鲁迅接到好友许寿堂的来信，邀请他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帮忙。这样，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鲁迅对此回忆道：“然而事情很凑巧，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范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

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虽然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已经成立，但大多是空架子。拿教育部来说，当时只有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和一个会计，且连办公用房也没有。蔡元培找到许寿堂等人帮忙，他们从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那里借到几间房子，直到1月19日，才正式对外办公。

当时的教育部，按照临时政府的规定，主要是“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礼教事务”。工作人员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明确职务。鲁迅来到后，同许寿堂一样都是部员，除食宿免费外，每人每月有30元的部员津贴。当时，鲁迅的工作，一是对形势和政策进行宣传演讲；二是收购图书，准备建立中央图书馆；三是创办《文教》杂志。

就是这样一份借调的工作，还差一点因为鲁迅太过耿直，被弄掉了。一次，蔡元培受命北上北京，次长景耀月来代理部务。此人好大喜功，只知扩充自己的势力，引用私人，暗中开了一个名单，送请大总统任命，竟把鲁迅的名字给无端除去了。幸而蔡元培回来，赶快把这件事撤销了。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南北议和”中一再退让，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南京政府也迁往北京。3月下旬，蔡元培宣布教育部正式解散，并向北京政府推荐了一部分部员，其中就有鲁迅和许寿堂。5月初，两人乘船由海路北上，去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荐任佥事”。鲁迅在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借调生涯就此结束。

另外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也有过借调的经历。抗战爆发后，正在日本从事英语、世界语教学工作的叶君健回到祖国，被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推荐到湖北随县的一个中学教英文，此时正在武汉的好友冯乃超和张光年推荐他，借调到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工作，任务是用英语对外宣传。后来同样被借调到三厅工作的还有著名作家郁达夫。可见那时的名人虽然有能力，但要是没有人推荐，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还是很难的。

名家助人就业

名家有时自己就业都很难，尚需别人推荐，可是一旦他们有能力帮助别人时，他们会义不容辞，向求职者伸出援手。据《陪都星云》载：徐悲鸿先生曾在重庆慷慨赠送“两匹马”，扶持青年陈汝言开起了上海杂志公司。

1938年，江苏太仓籍的青年学者陈汝言流亡到山城重庆，他看到沙坪坝高等学府林立，学生上万，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现有书店，只是经营一些无关抗战甚至趣味低级的读物，便决心开一家好书店经营世界名著等。但是他此时囊中羞涩，经费从何而来呢？当时，支持他开书店的知名教授很多，有胡小石、傅抱石、范存忠、吕天石、陈之佛、柳无忌等，可是他们也都是度日维艰，爱莫能助。这时，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给他出了个点子：“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最好卖，‘一匹马’就是五百元。”那时，徐悲鸿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著称。抗战以来，他曾屡次将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和昆明、贵阳、重庆等地举办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献，救济离乡背井的难民。

陈汝言到江北盘溪石家祠堂找到了徐悲鸿。徐悲鸿听了他的想法，对这位小同乡很是赞同地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然不是大富翁，出点钱作开办费还是可以的，不过你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沙坪坝是个文化区，知识分子多，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先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做编委，然后来找我拿钱。”不久，陈汝言再访徐悲鸿，听说有八位知名教授担任编委，徐悲鸿便立即拿出一千元交给陈说：“这是‘两匹马’的价钱，给你作开办费。”不久，上海杂志公司便在沙坪坝正式开张，发起人为徐悲鸿，主编是柳无忌、徐仲年。此后，书店果然不负徐望，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深受莘莘学子的欢迎。

另据《羊城撷采》载：鲁迅先生也有过开书店的经历。1927年1月，鲁迅正在中山大学任教，为活跃广州青年的文化生活，他在羊城芳草街四十四号开了一间书店。因为店面不大，卖的都是北新书店的书，所以叫做“北新书屋”。其实，这家书店，鲁迅只是做个“后台老板”，平时都是交给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料理，从而解决了许月平的就业问题。

名人卖字养家

民国时，就业难吃饭难，真是比比皆是，就连一些名家也时常遭遇无米下锅的尴尬境地。好在他们还有一技之长，有的就以卖字卖文为生。

据《津沽旧事》载：天津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末代翰林叫高毓浵，书法功底深厚，深受人们喜爱。上世纪20年代时，高毓浵一家寓居上海，就是靠卖字养活一家老小。高毓浵的润例是：楹联及屏幅四尺以内四元，五尺六尺各加一元；堂额每字一尺四元，二尺八元；扇面跨行四元，单行八元；碑志百字十元；篆刻每字一尺八元；题签二元。篆隶金石甲骨加倍。另有文例：散文每篇四元，骈体加倍；诗词题咏每首四元，绝句小令减半。在当时翰林公中，他订的价格并不高。合作的纸店纷纷要求他提价，他不为所动，常常谦虚地说：“论我的字，本不值这么多钱，他们买的只是我的翰林图章。”

高毓浵一家住在上海租界，三楼三底的一套住房，租价相当高，他共有四个子女，上学的学费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包括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靠他卖字维持。高毓浵每隔四五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件订单，他要集中一天写完。由其妻子一早用尺寸较大的墨海研墨，这需要一上午。高毓浵午后才开始写字，一直写到深夜，往往要到墨用完为止，因为到次日，隔夜墨就不能用了。这些生意基本能够养家糊口了。每当碰到巨室豪门的寿辰日，他们寿堂都要挂寿屏，每堂需要八至十二条不等，这种生意最挣钱。高毓浵连作带写，大约五六天的功夫，一堂寿屏润笔合计可以收入二三百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无独有偶，北洋政府时的众议院议员林长民，在曹锟贿选总统时，面对曹锟开出的一张选票五千元高价，他毫不动心，并公开反对。事后林长民避居天津，一家老小生计出了问题，因为他工书法，得柳公权之遒劲，无奈只有卖字为生。人们敬重他的为人和书法，前来求书法的甚众，一时收入也不比贿选票价少，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

另外，据《海上春秋》载：著名作家张天翼，三十年代时，寄居其姐姐家里，他姐夫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官员邵元冲，可是他却不依靠姐姐家的权势谋得职业。当时他在南京，没有固定工作，仍以写作为生，而那时的稿费每千字也只有二三元，生活十分艰苦，可是他仍然活得有滋有味。

合营饭店，人人做老板

在那个名家生存尚且困难的时代，百姓的生计可想而知，可是他们能苦中作乐，自谋职业，走出自己谋职就业的路子来。据《八桂香屑录》载：抗战初期，在广西柳州鹤山旁河南路上段开了一家名叫“七·七”的饭店，更与众不同的是老板、账房、侍者、卖手、饭司务等，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朝气蓬勃。每天边工作边学习，互帮互教，取长补短。饭店开得热火朝天。

他们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人人既是老板，又是工人。每月结账一次，他们还从盈利中拿出百分之六十捐助各自的同学——在前线工作的战地服务团团员。有时，他们利用顾客候车、等人的空隙，开展形式多样围绕抗战的时事问答，宣传抗战；答对的顾客奖励一碟小菜、一件点心或一份小礼物，答不上的顾客他们深入浅出地解释。这一生动活泼的形式很受顾客欢迎，因而店内从早到晚，座无虚席。

这样的好点子，也不是偶然现象，而在北国的哈尔滨还出现了一个“一毛钱饭馆”。据《黑土金沙录》载： “九·一八”第二年的冬天，哈尔滨道里中国四道街出现了一个小饭馆，匾额上书“一毛钱饭馆”。这个饭馆是当时的一些文化人开的，当时在哈尔滨的一些左翼作家比较困难，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出面，联系了刘昨非、王关石、白涛、冯咏秋、黄田、裴馨园等六个进步文化界人士，共同筹集资金，租赁房屋，雇用了一个厨师。

小饭馆虽然简陋，但很洁净、文雅。跑堂的都是些文化人，都很朴实热情，加之他们以经济实惠为宗旨，吃一顿简便的饭，只需要一毛钱；一盘熘炒，也是一毛钱。薄利多销，顾客盈门，普通市民都愿意到这里就餐，一时生意兴隆。尤其是一些文化人，当时在哈尔滨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萧红、方未艾、唐景阳、金剑啸等许多作家、画家、编辑、记者、教师，都是这里的常客。因此这里成了哈尔滨进步文化界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