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期，我在东北老家读中学时，家乡的小镇突然涌进二百多名来自北京、天津的知识青年。那时，学校的课本是《毛泽东选集》、《马克思列宁全集》，镇上也没有书店，图书馆、学校的阅览室早已门窗皆无，存书也不知去向。当与小镇的“知青”们渐渐熟起来，才发现他们竟有那么多好看的“老书”。我第一次借来的是《林海雪原》，于是那段日子满脑子都是林海的苍茫、雪原的晶莹、威虎山的凶险、老爷岭的神秘……

后来，我从《烈火金钢》、《平原枪声》中领略到抗日战争的残酷；从《保卫延安》、《红日》感受到解放战争的艰辛；从《红旗谱》、《暴风骤雨》中看到了土地革命的波澜……

课外有书可读了，但“老书”无论如何是不敢带进学校的，这时，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大毒草”，我不知当时出版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这里面是否融会着文人们为延续文化的机敏和智慧：一边是广播、报纸天天口诛笔伐，一边是轮转机轰鸣，一捆捆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毒草”被发运全国各地，与原版唯一不同的就是加了张扉页：供批判用。

那好，我们就开始批判，老师拿出本崭新的《上海的早晨》，先让一位同学念一段，然后大家批判。说是批判，倒不如说是一场热烈的研讨会，批来批去竟把资本家的财富来源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上了号，老师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一段不适合批判，接着读下段。”最终，倒是把一本“毒草”弄得明明白白，还渐渐懂得了些文学创作的结构、意境、主题、层次等基础知识和人物、事件、景色的描写方法。

老书读得多了，渐渐与有书的“知青”来往开始多了起来，最密切的当数肖强。他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父母都是教授。那年月的教授，哪一个不是被圈在“牛棚”里挨批斗，写检查呢！他唯一的姐姐也被发落到四川接受“再教育”，据说他家的成份极高，相当于我们本地“恶霸地主”之列。肖强没有什么家当，唯一的财产就是满满一木箱“老书”。从那木箱里，我认识了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读到了《青春之歌》、《红岩》、《苦菜花》、《红旗谱》……肖强不但读书，还能讲书，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书中的道理，写作的背景和中国有关书的历史，如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崇文馆以及岳麓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天一阁藏书楼等等。但有一天，肖强突然从“青年点”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只说他走时行李都没拿，却带走了书箱……

如今，出版业空前兴旺，几乎所有的“老书”都已再版，且印刷装祯得十分精美。我们汲取、传播知识的方式也有了质的变化。有人预言，用不了二十年，读书一词将会在语汇中逐渐消失，取代它的将是软件、网页、屏幕。

纵然人们可以不必再捧着厚厚的书苦苦研读，就能从另一种更简约、便捷的方式中得到其中所有，我仍难以泯灭老书的情结，怀念读老书时那种执着、扎实的学风，怀念老书曾给予的生存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