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同舟共进》

1945年8月末，苏联红军攻占通化，解除了退驻在此的关东军125坦克师团的武装，进行军事管制。从那时起，通化就如同“三国争雄”的大舞台，风云际会，高潮迭起，成为共产党、国民党及日伪各方政治力量激烈争夺的中心。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通化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无异于“汉高祖之汉中”——只有牢牢占据这个东北的“汉中”，共产党才可能在全国立于不败之地，迟早取得胜利。9月下旬，关内八路军、新四军抽调大批部队挺进东北，抢先一步配合苏军解放通化，成立了各级政权，赢得了先机。

关东军残部妄图再度“复兴满洲”

共产党先行占领通化地区，国民党岂能甘心丢了这块“肥肉”？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兵力，蒋委员长心急如焚，除了在美国援助下从海、陆、空赶运军队，抢夺东北，还同时派遣大批“中统”“军统”特务人员，在东北地区勾结土匪、警察、日伪残余分子，组织所谓“先遣军”“地下军”“铁血团”等反革命武装，策划暴乱，公然向我党我军进攻。东北全境枪声大作，新一轮抢夺与反抢夺的斗争此起彼伏。

而此时已经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也妄图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战败之前，日本法西斯就曾将通化视为最后盘踞的老巢，打算把日本天皇也迁移到这里。尽管天皇已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司令部仍暗中发出指示：要求除在铁路干线上的日军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区的日军要尽可能地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藤田实彦的125师团残部3000余人，就是遵照这个指示，潜伏于通化老爷岭山脉深处。日本投降后，通化实际上悄然成为日伪反动分子负隅顽抗的大本营，他们妄图再度“复兴满洲”，恢复日本人的宗主地位。

日本投降仅仅三个月后，藤田实彦就真的等来了机会：1945年11月20日，池田中将向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推荐了藤田实彦，并送来了一纸委任状——任命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并命令藤田负责搜罗通化各区日军的散兵游勇，对抗共产党部队，配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

“官帽”是有了，可作为一支战败之军，凭借什么“名正言顺”的政治口号起事。想不到此时另外一个人也急不可耐地期待与藤田实彦“合作”，他就是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

孙耕尧了解到藤田实彦不仅在日本人中极有威信，而且手中还握有大量“筹码”：光在通化他暗中就有3000部下可供驱使；还有被东北民主联军缴获的七八架飞机和数十辆坦克，虽说编入了共产党的航校和炮校，但藤田实彦可以策动其中一些日军飞行员和坦克手随他起事。设想一旦有了飞机坦克加入暴动，那场面气势肯定非同一般了！

孤注一掷：精心策划通化暴乱

骤然间获得这么一位“神仙”，孙耕尧大喜过望。1945年12月15日，他迫不及待地与藤田实彦会晤谈判。几番密谋后，两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孙耕尧需要“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充当打手炮灰；藤田实彦欲借重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师出有名。

为了驱使日军残部尽快为自己卖命，在国民党通化党部与日本关东军的第二次谈判中，孙耕尧一口气痛快答应了藤田实彦提出参加暴动的三个条件：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不失业，并集体加入台湾籍。

看到孙耕尧如此急迫，藤田实彦心里一动，居然提出了第四个匪夷所思的条件：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国民党和日军关东军共同掌权。战败国居然要和战胜国共同在东北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利令智昏的孙耕尧就真的签字同意了。也许向来不择手段的孙耕尧准备利用日本人先消灭共产党，等中央军来了再干掉日本人，先哄驴拉磨，再卸磨杀驴！

藤田化名“田友”正式加入国民党。为了鼓动更多日本人加入他的队伍，藤田到通化日本居民中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说什么“要想回日本与父母妻儿团圆，就得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尽管双方各怀鬼胎，私下里互不信任，但臭味相投的目标暂时还是将藤田实彦加紧与孙耕尧拴在一条船上。1月22日，双方决定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总计1.2万人的暴动队伍基本形成，并精心制定了暴动时间、地点、信号、袖标、口令等，暴动时间最后敲定在1946年2月3日。

中共通化分省委的“斩首行动”

1946年2月3日凌晨4时，通化全市电灯突然神秘地三灭三亮，这是国民党和日伪军发起暴动的进攻信号。全市顿时陷入一片漆黑，顷刻间枪声大作，成千上万的日伪残余分子开始了武装暴乱。

藤田实彦一伙做梦也没想到，由于他们行事不周，早在临近暴乱的十多个小时前，中共通化分省委就掌握了他们的计划和行踪。

生死关头立下首功的，是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给股长沈殿凯。1946年2月2日午后，为策反我军要害部门工作人员，暴乱分子选定了沈殿凯作为拉拢对象。铁杆汉奸刘子周将沈殿凯带进暴动总指挥部，威逼利诱他“反水”。沈殿凯虽然参加革命不久，但立场十分坚定。他与暴动首要分子斗智斗勇，探听虚实，掌握了全盘情报。他假意答应敌人可以参加暴动，以回去取枪入伙为由摆脱控制，返回后火速向兵工部长吴云清汇报。

2月2日傍晚，离暴动仅剩6个小时。中共通化分省委火速召开紧急会议。这次暴乱规模之大，完全出乎预料。敌方总计兵力2万，关东军1万，国民党和土匪近1万，内应叛徒600余人。而当时共产党主力部队正在外围剿匪，整个通化总兵力只有朝鲜族义勇军的两个连，加上其他能参加作战的只有500多人，和敌人相比，是20倍之差。

会议决心采取几条果断措施：立即催调援兵，同时整肃纯洁内部，查出内应分子；武装机关干部、党员和工人自卫队；命令各机关单位、党员起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就地抵御，人在阵地在，决不退出阵地，等援兵到来后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坚决平定暴乱。

而中共通化分省委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对敌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晚7时，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下令查抄暴乱总指挥部，立即逮捕孙耕尧、刘靖宇等首要分子。在铁的证据面前，孙耕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全盘交代了暴乱计划。万分危急之际，通化分省委领导果断下令就地处决孙耕尧、刘靖宇、郑乃樵等5名首犯，置敌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另一方面整肃内部，刻不容缓。当时在航校、炮校等重要单位，已经发现了留用的日军驾驶员上了飞机，坦克手正往坦克里灌油，大炮旁边也有人在从事战斗准备，一切迹象都发出了危险的示警信号。各单位立即逮捕软禁了所有的内应分子，将飞机、坦克、大炮等牢牢掌控在人民政权手中。

但是，由于事出仓促，当时只抓住了策动暴乱的几十个头目，并未全部摧毁敌人的指挥机构和组织系统，一场生死血战还是在通化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中共领导的自卫武装五百余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着几十倍的武装暴徒。

战斗中，参加暴动的日本关东军已完全陷于疯狂状态。他们除了少得可怜的手枪和步枪，大多数人手持最原始的大刀、棍棒、铁钩、斧头发起一波波冲锋。他们唯一可以壮胆的就是凭着一股“武士道精神”狂呼乱叫，然而这呐喊吼叫根本压不住中共军队怒吼的机枪。渐渐地，日本人高亢的喊声变成了绝望痛苦的哀号。那是一种以自我毁灭为代价的清醒疯狂。

就在日军拼死血战时，通化国民党一伙却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而是躲在家里“坐山观虎斗”，企图坐收渔人之利——日本人成功了他们就大摇大摆地出来接收通化政权，日本人要是失败了，他们就赶快溜之大吉。

在我方军民共同反击下，到6时许，仅两个多小时各主要战场暴乱基本平息，下午全城戒严，各部队和广大市民一齐出动打扫战场，进一步搜捕溃散隐匿之敌。

2月4日上午，在朝鲜义勇军支队的挨家搜捕中，藤田实彦终于落网。也许自知大势已去，审讯过程中藤田非常配合，几乎有问必答。他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身世来历，以及参与策划组织暴动的全部过程。

“活标本”狼狈受审，羞愤而亡

通化市丁字街“裕丰厚”商店大楼，是全市人流最密集的地方。1946年3月8日起，一场轰动四方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展览，就在这里大张旗鼓地举行。

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押上来，作为活展品现场示众。往日威风凛凛的藤田实彦大佐满面凄惶，站在凳子上低垂下头。围观的中国人大声斥骂着这个贼心不死的日本鬼子，纷纷朝他吐口水、扔东西。

每当日本人走过藤田实彦的面前时，他就会把腰弯得更低，深深地鞠躬赔罪道：“对不起你们了，对不起你们了！”参观完此次罪行展的日本人，无不对藤田实彦切齿痛恨。

据统计，参加这次暴乱的敌人总数共计13300余人，《朝日新闻》后来报道日本死亡者约为1090名，我方累计俘敌3000余名。

一连多天的展览从早到晚，围观群众络绎不绝。在人们的唾弃下，羞惭交集的藤田处于极度悲哀和绝望中，突然患了急性气管炎和肺炎，病情急速加剧，经抢救无效于3月14日死亡。这一天，恰巧是藤田实彦的生日。他把自己和同胞的命运都赌给一场暴乱，最后不但没能成为“复兴满洲”的功臣，相反却在中日两国都成为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