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山水画大多数取材于江南，丹青高手们表现结庐深地的意境，徽州即是最好的现实场景，并且徽州的关键词几乎全是关于徽商的。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朝中叶，更是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8000万两，几乎是那时乾隆王朝的“年收入”。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对于统辖一切其它有机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来说，人类世界并不构成什么例外。然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符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个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这个符号之网就是所谓文化，是人类对环境挑战所作的应战，包括所有的应战过程和结果，这也是人类在应战中努力培育并实际体现出来的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以及全部本质力量。实践应战生成物质文化；理性应战生成科学文化；崇拜应战生成宗教文化；理想应战生成艺术文化；联合应战生成社会文化。因此徽商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传奇，更是创造这一切的文化传奇。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指出，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相提并论。

徽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联合应战的？又生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徽商精神？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像商人的样子。

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明代休宁人汪应诰；出身于盐商世家，诗书五经却无不精。

汪氏宗谱记载他曾经商于闽粤一带，称其为“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对《通鉴纲目》等诸典籍研究很深。他商务得闲时，常读书到了如痴似狂地步，或在书房中整整坐上一日，专心致志地阅读。每当有人临科考试茫然不知论题的出处，偶尔来求教时，他即能告此题出于何处，求者回去翻书，竟不差分厘。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正是这样的“士魂”引领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自然展现出不同的“商才”，徽商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企业经营，归根到底是人们为了共同幸福而进行的活动，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人的本质，并且根据这种认识去从事经营。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积聚什么样的企业家，秉承什么样的企业精神是我们新一代徽商的时代课题。“商而兼士，贾而好儒，兼济天下。”这就是徽商留给我们最优美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