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为家事,书为记录,是为家书。

《傅雷家书》是上初中后，父亲给买的一本书。

原先，只以为，那是很普通的一本书。于是，细细翻来，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

很多人也同样知道，《傅雷家书》是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1954-1966年间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是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

我看到这些书信中，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更没有顽固不化的面孔，有的只是一位慈祥可爱的长辈在和孩子们作亲切的交谈，谈对国家大事和人生的看法，对未来人生的规划。

名人的家书里，一言一行，言传身教娓娓道来；一点一滴，情系家国丝丝入扣。他们用自己的立身、处世、为学，来教会后代们自信、勇敢、智慧。

由此，得知父亲的心意。

他想对我说的每一句肺腑之言，都由此本书表达了。

家书的作用，远不只此。

从影响中国千余年的《颜氏家训》、《朱氏家训》，到后来的《曾国藩家书》、《左宗棠书》，再到解放前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闻一多家书》，解放后的《傅雷家书》、《从文家书》等等，名人家书，可谓渊源流长，由来久矣。古人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真是再生动不过了。

读曾国藩的家书，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大红大紫的钦差大臣，竟会发出“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感慨。读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你会发现先生柔情、可亲的一面……

家书，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最佳缩影。

那么，今天所列安徽的名人家书里，你会读到什么？

陈独秀细致安排家人安全转移

陈独秀给儿子陈松年的两封信，是迄今仅见的他的两封家书。陈独秀一生走南闯北，家的观念不强，也不大给家人写信，不像“书信作家”胡适那么善作家书。陈松年是陈独秀第三个儿子。他上有两个哥哥:延年、乔年;下有同父异母的弟弟鹤年。

陈松年生于1910年，比两个哥哥小得多。他出生之际，父亲就与他的姨妈高君曼私奔了， 1913年反袁失败后再也没回过安庆。

陈松年从小没见过父亲，第一次见到父亲是1933年暑假的事。此时他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陈独秀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捕，旋解押南京。次年暑假松年带着安庆蔬菜去探监，两个熟悉的陌生人默然对视，第一次见到父亲，陈松年不免悲欣交集而潸然泪下。据说陈独秀为此甚为不快，瞪着两眼，呵斥儿子:“没出息，流什么泪！”他见不得人流泪，尤其是儿子。父亲说话两眼发光的表情令儿子震惊，以致终生难忘。

陈独秀入川时，安庆老家也有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危险，于是陈松年携家眷及祖母(陈独秀之嗣母)奔父亲而去，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也不期而至。不管陈独秀处境多么艰难，在这患难之际他仍是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现存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两封信，就是入川之际叮嘱松年如何将这个大家庭团队安全地带到江津。

在那国难当头的乱世，由陈松年带着一大家子从宜昌赶往重庆，稍有闪失就会出岔子。所以陈独秀给儿子的信中，对每一个环节都作了极细微的安排，对每个细节都有极周到与坚定的叮嘱，信中反复出现“务必”、“重要”、“千万”的字样，不仅多处使用惊叹号，还再三缀以重点号。这在陈独秀通信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陈独秀的心情是何等焦急，这个闯荡四方的男人第一次感受到对家、对儿子，尤其是对嗣母的责任，他要动员一切智慧与力量将这个逃难队伍安全转移到抗战的大方后——重庆。

朱熹叮嘱母亲饮食养生

众所周知，徽州府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他治学繁忙，行踪飘寄，但从未忽略他的母亲，他奉母至孝，远近闻名。

朱熹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朱松病重不治，在建安水南环溪精舍病逝，英年47岁。弥留之际，他托孤朱熹义父刘子羽，到崇安五夫里生活。到五夫里定居的朱熹母子生活过得虽不算富裕，但安宁、恬静。

年幼的朱熹牢记严父遗训，发愤苦读，从不懈怠。一有空暇时间就帮助母亲施肥种菜，减轻母亲的负担。朱熹长大出仕之后不忘慈母的教诲和抚养之恩，不忘母子相依为命的日子。朱老夫人在朱熹的尽孝下寿逾70，含笑辞世。

在朱熹71年的生涯中，有50余年是在奉母治学中度过的。他曾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慈母年高……当少食勤餐，果蔬时伴，桂花、栗饼佐之。延庚续寿，儿之祈焉……”而每次出门游学前，都要亲手以桂花、板栗制饼，留给母亲，以慰老母思儿之情。

后人感其孝心，相互效仿，以饼奉母，教化子孙……遂称此饼为“朱子孝母饼”。

李鸿章掏心掏肺说真言

李鸿章一生功业在协助曾国藩剿平太平天国与捻军，在办理洋务筹建海军与洋人打交道，在于面临诸多重大事变的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敢于决断，而对其展示其内心世界的家书则为世人所知之甚少。

李鸿章位列封疆，意气风发，但对其母亲却毕恭毕敬，不管是军旅之事，还是生活细节，都坦言相告，孝顺之态，跃然纸上。李鸿章首次进京，稍一安排停当，即写家书向母亲报告平安:“拜别赴京，于迢迢长路中，托母亲大人洪福，一路平安……”此封家书，言简意赅，文字简约，但条理清晰，提要钩玄。

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逢迎巴结者蜂拥而至。母亲告诫他要为官清正，毋作贪想，李鸿章立即复信明确表态:“儿弗论财物，却而璧之，盖不义之财，不取为是也。”

李鸿章被曾国藩荐举到上海后，立即因地制宜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令人刮目相待。李鸿章将沪上之事，向家母大人详细汇报。虽借助洋人，可面临的对手是忠王李秀成，与他相战的血腥激烈的场面，李鸿章以廖廖数语向母亲报告，虽然惜字如金，但战争厮杀之残酷惨烈让人如身临其境。

一直为人所诟病的李鸿章苏州杀降一事，李鸿章在致母亲的信中也坦然相告。此段故事，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中似有所涉及。

李鸿章与哥哥李瀚章通信更多，交流心得互相提醒彼此呼应尽显手足之情，兄弟二人也把在宦海沉浮中的所见所感告诉母亲，在这样的文字交流私语绵绵中，实际上也是在理清思路总结经验提高自己，如处理云南回民事件、天津教案、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马新贻被刺等，李鸿章都向母亲和盘托出，毫不顾忌，事无不可对母言。

李鸿章与其哥哥通信更是有一说一，绝不故作矜持，装腔作势，他向哥哥感慨曾国藩后人的不成气候没有出息，悲叹国无千载家无百年;对于沈葆桢，他对之颇为愤恨，认为他“刚愎任性，终误大局”。

不是自家弟兄，哪敢这样掏心掏肺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