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和葡萄牙澳门当局一直相安无事。但没有料到，1952年7月却因澳门关闸事件，引起中葡关系一度相当紧张。

□ 据《快乐老人报》

摩擦升级，战事一触即发

20世纪50年代初期，葡萄牙在澳门驻军约为1500多人，以雇佣的黑人兵为主。当时在澳门关闸，中葡双方在前沿都有士兵把守。

“关闸事件”发生于1952年7月25日，事件起因说法不一。葡方称是解放军哨兵嘲笑葡军非洲裔哨兵；中方则称是葡军一名非洲裔士兵，越过双方警戒线，将放置在中间的“木马”向前推移引发争端。

中国边防军哨兵打手势令葡兵将“木马”往后移。但葡兵不服警告，召来9名葡兵气势汹汹地将木马再推向中方警戒线内。中方哨兵当即严厉制止，3名葡兵竟用枪刺伤中方哨兵左臂及右中指，关闸葡兵还回营房端出机关枪威吓中方人员。

中方战士也不客气，掷了一枚手榴弹，警告葡方不要乱动。葡方士兵向中方开枪。于是发生冲突，双方枪战。晚上8时，澳门方面向中方拱北一带开了几十炮，炮轰拱北居民。中国军队开炮还击。葡方士兵又开枪把附近的路灯射熄。关闸附近街道的人争相逃避。中葡双方都进入军事戒备状态，关系十分紧张，战事一触即发。是为“关闸事件”。

谈判中途，葡方又开枪开炮

事发后，中方向澳葡政府发出通知，称葡方不但闯入中方地界，还首先开火，葡方要负全部责任。当时，中葡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中方驻澳门代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刚好去了广州。澳督委托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罗保请澳门中华商会代表何贤（澳门首任特首何厚铧之父）、马万祺等出面调处。

对于澳葡当局的挑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向周恩来汇报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得到毛泽东“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后，叶剑英指示同意谈判。中方提出三条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然而，正当何贤、马万祺为调解关闸事件奔走时，7月26日、29日、30日，一部分葡方士兵又向中方开枪、开炮。面对挑衅，中方边防官兵针锋相对，发射迫击炮给予还击。在双方的军事较量中，澳葡方面死亡2人，伤7人；中方边防官兵战死2人、伤30人；同时还有拱北居民及商船“新明星”号船员和乘客9人受伤。

葡方道歉 事件尘埃落定

8月2日，中方宣布封锁关闸通道，致使依赖中山县提供蔬菜、水果、粮食供应的澳门，断绝了生活资料来源。澳门居民生活品紧张，恐惧不安，谣言满天飞。

在民众强大压力下，澳葡当局感到事态如再恶化发展，势将动摇澳葡的统治根基。澳督又派罗保请何贤、马万祺再度调解，请求中国政府宽恕。此后，何贤、马万祺连续18次前往解放军指挥部洽谈。

叶剑英一直关注澳门关闸事件的解决，他认为，澳门事件是由于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决定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政府正式道歉和作象征性的赔偿。8月23日，澳门当局正式派经济局长罗保为代表，在何贤、马万祺陪同下，带着澳门当局的“道歉书”，通过关闸到中山与解放军谈判。

在何贤、马万祺的斡旋下，中葡双方前后经过15轮谈判，最后以葡方道歉、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中方赔偿人民币44亿元（旧币，约合人民币新币44万元）平息事件。

8月25日，中方恢复了拱北与澳门的陆地交通，中葡双方的紧张关系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