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辽沈晚报》  单秀荣，1946年出生，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身份证制度施行后，她是第一个领到居民身份证的人，被媒体称作“中国第一公民”。

余嵩谦，1943年出生，曾任朝阳门派出所指导员、东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曾担任朝阳门地区身份证颁发试点小组组长。

1984年，北京市东城区一处大院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

在音乐声和掌声中，歌唱家单秀荣领取到了一张薄薄的卡片。这是新中国颁发的第一张居民身份证，单秀荣也因此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公民”。

在第一张居民身份证背后，连接着两个时代，那个办事效率低下的“介绍信时代”就此远去，随之到来的则是高效、便捷的“身份证时代”。

告别介绍信

“别闹了，大家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天桥乐剧场内，相声演员郭德纲甩出一个包袱，台下笑作一团。

观众们都明白，这是把“身份”一词调侃说成“身份证”。此时，身份证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张卡片几乎成为“身份”的代名词。然而，时间倒溯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身份”的证明却是一件困难繁琐的事。

“外出住宿要介绍信，领取汇款要介绍信，就连坐火车买软卧车票也一样要求有介绍信。”单秀荣对当年的往事感触颇深。

1980年，34岁的单秀荣刚刚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不久，因演唱《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等大量革命歌曲，她已扬名全国。虽然身为“名人”，但她也一样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头疼。

当时，单秀荣家住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宿舍大院内。从大院门口步行10余分钟便是东四头条邮局。

因时常要领取灌制唱片所得的汇款报酬，单秀荣经常往来于两处。

虽已是著名演员，邮局工作人员也早已熟识，但按照规定，她必须开具一张介绍信，“每次取款前，我都要到剧院的办公室开介绍信，内容大致是证明此人是本剧院工作人员”。

这种冗繁的程序，已演变成单秀荣生活中的习惯，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办事步骤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除了介绍信，当时证明身份的还有户口本、学生证、军官证等多种手段，混乱的身份证明途径造就了办事效率的低下，出台统一的身份证明迫在眉睫。

“不但办事效率低，那个时代的身份证明也极容易伪造。”曾任朝阳门派出所指导员的余嵩谦说，户口本是一户一本不便携带，而介绍信缺乏防伪手段，给当时的治安带来许多问题。

1983年，事情迎来转机。当年5月9日，公安部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提请国家立法，实行公民证制度”，随后，公安部开始筹备发放居民身份证工作。

此时，单秀荣并不知道她将获得中国第一公民的荣耀，她依然揣着介绍信往来于家和邮局之间。

而事实上，那段“证明身份混乱”的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公民第一人

1984年8月30日，第一次发证的日子终于如期而至。

当天傍晚，朝阳门内大街文化部宿舍大院内挂满彩灯，音乐声回荡在院内。颁发仪式开始前，还燃放了鞭炮。

公安部、北京市发证领导小组、北京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在这里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居民身份证颁发仪式，380名居民幸运地成为中国第一批居民身份证的持有者。

单秀荣成为第一个领取身份证的居民。“从来没想到会成为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居民。”单秀荣从东城区公安局的领导手中接过身份证，意外中带着惊喜。

多年之后，余嵩谦解密说，之所以选取单秀荣为第一个领证公民，主要是因为她是辖区内名望最高的歌唱家，演唱过多首革命歌曲，政治上可靠，也有说服力。

那时，单秀荣尚未意识到其所代表的荣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此事。媒体将她称为中国第一公民。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邮寄给单秀荣的信件。“《新闻联播》中说了地点和名字，观众们就都给我写信，主要是希望我能签首日封，大家都认为首个身份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此后，文化部宿舍大院收发室内每天都堆满了来信。单秀荣抱着信件回家，从中取出首日封，认真地写下名字，再贴上邮票回寄。

第一张身份证除了给单秀荣带来荣誉，还带来更多的便捷。她去邮局取钱时，不必再提前开具介绍信，可以直接出示身份证，证明自身。

第一次拿出身份证时，邮局工作人员纷纷围观，颇觉新鲜。单秀荣还记得，当时负责给她办理取款的女孩，谨慎地把身份证拿给邮局领导看，向领导请示用这个取钱行不行。

这个问句很快便无人再提起。第一代身份证迅速在全国普及，家喻户晓。截至1991年，全国已组建了103个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所），形成了从翻拍、扩印、印刷到塑封的“一条龙”制证流水线，制证周期逐步缩短，越来越多的人拿到了身份证。

试点朝阳门

1984年春天，时任朝阳门派出所指导员的余嵩谦接到命令，前往一个新的工作岗位。

他被调入北京市颁发居民身份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首个颁发身份证试点单位，北京市从各区公安系统抽调人员，每区两人，共10余人组建了该办公室。“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颁发身份证，大家都谈不到有什么经验。”余嵩谦说，当时身份证颁发的细则尚未成型，只有国家颁布的试行条例，一切都在摸索之中。

按照最初的方案，居民身份证的号码位数仅有15位，除却地区编码和出生日期编码外，只有3位数字作为身份标识，办公室成员研究最多的就是这3位数字是否满足当时的需要。

“比如说，110101代表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区域，811023代表着出生日期，那么最后3位就必须把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区分开来。”余嵩谦说，起先大家对此并无把握，当年5月，办公室决定以东城区作为试点，开始进行第一次颁发。

东城区的朝阳门派出所成为颁发身份证的最小单位。然而，这个“最小单位”的辖区内却管辖着4万余人的户籍。

余嵩谦再次回到熟悉的朝阳门派出所，他除了担任指导员外，更重要的职务是朝阳门地区身份证颁发试点小组的组长。他需要把4万余居民的原始户籍资料，转变为一张张崭新的身份证。

原始户籍资料中夹杂着单秀荣家的户口底票。和辖区内的大多数居民一样，单秀荣并不知道朝阳门成为颁发试点单位。身份证一词对她而言很陌生，她依旧忙于收拾外出表演的行囊，依旧反复检查是否带了“证明自身”的介绍信。

在居民们尚不知情的情况下，余嵩谦的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当时除了外勤人员，派出所的所有干警都投入这项浩大的工程中采集居民信息。”余嵩谦说。

他把这次庞大的信息采集工作，称之为一场艰难的战役。

捐献身份证

时光迈入21世纪，身份证颁发二十余年后，早已没人再质疑身份证的功效。这张小小的卡片让社会变得更加有序清晰，也让办事更为高效便捷。

2003年6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代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法规中扩大了证件发放范围，法律规定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可申领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的公民，也可以根据自愿，申领居民身份证。

此外法律确立了第二代身份证的设计方向：居民身份证具备视读与机读两种功能。

余嵩谦从东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休后，每当去银行取款，取出二代身份证时，他总会想起当年“抄卡”的往事。二代身份证的更高技术含量，让他不胜感慨。

2001年，北京警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到单秀荣，希望收藏建国后的第一张身份证。

这位一生行事低调的老歌唱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把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身份证无偿捐献。“我只是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第一公民的荣誉属于国家，和荣誉相比，我觉得更值得纪念的是，身份证所带来的划时代变革。”她说。

采集信息卡

彼时，电脑尚未普及，警员们需要从厚厚的户口底票本上，把每名居民的信息抄写到信息采集卡上，再逐户上门，核对信息。

4万余张信息采集卡摆到余嵩谦面前后，接下来的难题便是区分生日相同的居民。“我们采取分堆的办法，先按年代划分，从40年代到70年代分成各堆，然后再按月份分堆，以此类推。”余嵩谦说。

战役在朝阳门派出所内全面铺开。战场从办公桌延伸到宿舍的单人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信息采集卡。

分堆之后，警员们开始为出生日期相同的居民们，按男单女双的顺序，逐个填写身份编码。一个多月后，战役终于进入尾声，朝内辖区的4万余居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编号。

此后的工作更为繁重，朝阳门派出所开始收集居民照片。单秀荣的爱人帮外出演出的妻子交了照片，单秀荣在电话中打趣说：“你是户主，说不定你还是第一个拿到身份证的。”

收集居民照片后，警员们开始将信息采集卡上的内容，再次手工抄到贴有照片的身份证底卡上。“那时人手真不够，好在暑假到了，我们找了辖区内的许多中小学生来帮忙，并无报酬，要求就是字要写得好看。”余嵩谦说。

抄写好的底卡由特制相机微缩摄影后，印制到带有防伪信息的正式身份证卡片上。而后的工序便是为身份证卡片压膜。

当时，压膜的机器临时放置在朝阳门派出所内。机器轰隆作响，一张张崭新的身份证印制而成。

户籍在西城区的余嵩谦，为了身份证的发放成功四处奔波，他看着一张张身份证印制而成，却直到很晚才拿到自己的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