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眠村惨遭日军血洗，27岁地下党员与日军肉搏，以身殉国，年轻小伙新婚18天即加入抗战队伍；寒冬料峭，战士们用骡马拉着弹药和重型装备过黄河，歼灭驻守在包头城的鬼子……

随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的响起，淮北各地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抗敌卫国的长城，用鲜血和生命描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日历史画卷。而这一个个故事，也铸成了淮北抗战史的不朽丰碑。

如今，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进淮北，重新感受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英勇精神。

200余份证言揭露日军罪行

1938年5月30日，正是麦收时节，日军从南坪打了过来……

“到丁成兰家，把他一家都赶到屋里，用机枪扫射……一家四口被杀死，那时我11岁，记得很清楚。”在淮北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材料中，赫然写着南坪镇黄沟村村民丁胜昌的证言。

类似的证言有厚厚的一叠，共两百多份。这些证言全部是幸存下来的老人所说，他们见证了日军在淮北的累累罪行。

在淮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科，保存着一份触目惊心的名单。“刘大汉，男，农民，78岁” “冯氏，女，农民，50岁”“张三春，男，2岁”……这些名字最后全部标记着“亡”，死亡时间定格在“1938年5月”。

这份名单是淮北市统计在册的抗战时期惨遭日军屠杀的平民名单，多达20多页。但是，研究室工作人员却告诉记者，这只是遇害同胞的一小部分，被屠杀者远不止这些。

另外一份证词目录，则是工作人员走访获得及各个村上报而来的村民证词。

证词共210页，是200多名老人接受访问时说出的，涉及淮北市及濉溪县17个乡镇。

记者还了解到，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对牛眠村、罗集村、渠沟村、吴双楼4个村子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共杀害3000余人。

“吴双楼惨案是前两年才发现的，当时访问到了两名老人，几天前我们又去了一趟。其中一名老人已经去世了，另一名老人也已经说不清话了。“

淮北民众拿起武器保卫家园

1938年5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淮北的土地。

采访中，不少老兵向记者回忆，那时的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无恶不作。

在渠沟，364名无辜人民惨死在日军的刺刀和纵火焚烧之下；在烈山，檀山村87名无辜村民被集体屠杀；在牛眠，三日内600余人被杀，100余人被活埋，400余人被烧死，田野村头遗尸无数……

然而侵略者的血腥暴行，并没有吓倒淮北人民，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场。

在宿西，1936年6月，吕子荣、赵汇川等组织了抗日游击队。

在宿东，成立宿东抗日游击支队，共3个大队，300多人。

在萧县，中共陇海路南工委书记李忠道组建了萧县抗日游击大队。

在宿南，王峙宇、张幼斌组织了1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伍……

随后，宿东、宿西多路抗日队伍在古饶乔店子联合成立宿县抗日游击总队，周龙凤任司令，赵汇川任副司令，政治部主任先后为孔子寿、李时庄，下辖8个大队，全队共1000多人。各地抗日武装在战斗中锻炼成长，发展壮大，不断升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27岁地下党员肉搏日军以身殉国

提起日军侵华以及国人抗日的历史，54岁的沈彬不禁回忆起他所了解和听说的有关自己祖父沈忠明的一切。

1937年7月7日，奉命驻守卢沟桥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和其他官兵们携兵而食，枕戈待旦，密切注视着对面日军的动向。

沈彬说，他听父亲和叔叔说过，当年祖父沈忠明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挥起大刀与日军肉搏，左臂被敌人砍掉，身上也中了几枪，最终倒在血泊中，死时年仅27岁。他听说当年战斗中，除了两个人出去送信外，其他人全部战死。

1983年12月22日，当时还属濉溪县马桥区闸河乡黄营村的村民沈恕芬收到了由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作为长子，他在父亲牺牲45年之后，终于等来了这张迟到的证明。

2002年4月5日，清明节。沈彬带着家人在祖父沈忠明与妻子的形式上的“合葬墓”前树立起一块墓碑。作为长孙，以后的每年清明沈彬都会带着家人在这里追思着英魂。

然而，寻找沈忠明的墓地一直成为沈家人的心愿。沈彬说，希望自己能到北京去，到祖父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卢沟桥畔，寻找一下祖父的足迹，祭奠一下祖父和那些与祖父一起为国捐躯的英灵。

新婚18天，参加新四军加入抗战

淮北抗日老兵王洪生的抗战经历，同样令人敬佩。

1943年,王洪生刚满18岁，刚结婚18天的他，就参加了由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说到抗战，王洪生一生难忘……

尽管如今已是90岁高龄，但这位老军人依然有着惊人的记忆，对70多年前的很多事情记得十分清楚。

据他回忆，1943年，约一个加强班十二三人的日本兵来到濉溪(今岳集、临涣地界附近活动)，虽然日军人少，但是有机枪有炮，老百姓都很害怕。当时日军强征当地劳力为其据点挖战壕、修炮楼，稍有不从，就拿手腕粗的棍子毒打，乡亲们敢怒不敢言。

不仅如此，日军还发展了名为“维救会”的伪军两三百人，控制着当地。

“堂堂中国人，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为了打日军，王洪生毅然决然地参加新四军，端起枪杆子和日军、伪军战斗，白天不正面硬碰硬，晚上开始打游击，有了游击队的战术骚扰，拖延了日军的防御工事工期，为抗日队伍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从1943年参加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结束，王洪生九死一生，记得有次战斗王洪生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一枪打中右脸颊位置，子弹从后颈部穿出，为了救他四名抬担架的战友被冷枪打死三个，王洪生的右胳膊、左腿又再次中弹。

老人因伤退伍后，就在家种地务农。现在，老人身体尚可，除了有点耳背，身体并无大碍。采访结束时，王洪生站起来，挺直身板向大家敬了军礼，尽管身体已不那么健硕，但仍透着当年的几分英武。

同学录再现“黄埔岁月”

采访中，记者有幸见识到一本黄埔同学录，显然这本同学录因年代久远已经有些泛黄。

打开扉页，一组“抗日校训”映入眼帘，令人热血沸腾。里面还详细记载了黄埔校友当年的姓名、地址以及隶属大队等信息，当然，还有他们英姿飒爽的半身军装照。

“在学校里，除了文化课、政治学习就是军事训练，上下午分开。”老兵周宗勉说，将近三年的军校生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抗战特殊时期军校生活很艰苦，学员们穿草鞋、睡大炕，最困难时还吃过马料。因布料奇缺，他们冬天的棉裤只有半截，剩下的只好用布把腿裹上才能御寒。

“第一次参加战斗时，黄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士兵们用骡马拉着弹药和重型装备过了黄河，准备歼灭驻守在包头城的鬼子。”时值抗战相持阶段，战斗打响后，日军采取固守不出的策略，我军久攻不下……

至今，周宗勉的左小腿还有一处深深的伤疤“荣誉”。

“包头没有打下来，部队便撤回驻地。开始长达多年的对峙阶段和拉锯战，再也没有参加过大的战役。”周宗勉说，后来部队除了正常的轮流换防，大多数时间都在后方从事农垦、修水利等基本建设，有些设施至今仍然惠泽着当地百姓。

抗战胜利后，周宗勉随部队赶往北京，一路上接受日军投降。

（图为周宗勉拿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