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2015年(第十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广州开幕。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会上建议，各大饱受堵车之苦的城市，均应借鉴国外先进城市，如新加坡、伦敦、米兰、纽约等地的经验，按重点程度划分区域，对进入的车辆收取适当额度的拥堵费。（7月23日《新快报》）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下，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人口的日益增多，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是不争的事实，由此也必然带来交通拥堵。但不顾具体实情，单纯地将其他国家一些大城市收拥堵费缓解拥堵的做法复制移植，未必能够起到治理拥堵的效果，反而成为增加民众出行成本，制造新的获利阶层，变异为劳民伤财决策。

各地的交通拥堵状况，既取决于道路状况、民众出行偏好、机动车数量等客观因素，又取决于民众文明程度、法治意识等个人素质。不提高交通违法成本，不问责出行陋习，只知道收费，是让包含了守法者在内的全体出行者承担社会治理成本。

此外，当特大城市的工作机会、福利待遇等更具有吸引力时，定然吸引更多流动人口，出行成为刚性需求，显然不能指望收取拥堵费来缓解拥堵。譬如之前有观点认为，靠火车票涨价来缓解春运压力，靠景区涨价缓解景区压力，靠涨停车费缓解拥堵压力，后经实践证明，此类做法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倒是让不少投机者坐收渔利。

交通拥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早期的城市规划不合理，缺乏前瞻性。这种后果理当由决策者负责，可通过加大对交通设施的投入来舒缓拥堵，并鼓励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允许拼车等，不宜由民众为有关部门的决策失误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