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西有座万里与农民的铜像，取名“破茧”

当年与万里促膝长谈的何家贵老人：他让小井庄分田单干的信念很坚定

□ 张静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如今在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一座“万里与农民的铜像”竖立着，后来这座铜像取名为“破茧”，这源于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曾两次来到这里，鼓励农民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昨日，万里同志去世。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也找到了当年与他促膝长谈的何家贵老人，以及目睹者——当年年仅10多岁的李列仓。

当年23岁生产队队长：得知万里去世，心里很难过

“当时，我是小井庄生产队队长。当天上级同志通知，有领导过来视察，让我们准备一下”。当年何家贵，23岁。他告诉记者，下午听人说，万里同志去世了，心里很难过。平静好心情，他详细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79年5月21日上午，万里到了村子，穿的是那种老式的黄军装，由于耳朵问题，还戴了耳塞。看到这，我才知道是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了。到了村子，是到我们生产队会计家里，开了座谈会”。两辆吉普车，一共6、7个人，下了车就找人开会。

“我当时全程都在，开会的主题就是，肯定了我们的包产到户的办法，并鼓励我们坚定‘分田单干’。当时他的原话大概是讲：‘既然收粮多，那就大胆干，放心干’。农民一听这，都非常高兴。”何家贵告诉记者，当时所有制形式挫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生产队劳动社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非常普遍，也不允许任何私人单干，不少人甚至连吃饱肚子，解决温饱的基本生活要求都很难得到保证。再加上1978年遭受特大旱灾，当时肥西山南受灾比较严重，从春到秋，大约八九月时间，老天竟没有下过一滴雨，水塘干底，田地开裂，庄稼枯黄，可以说颗粒无收。

据何家贵介绍，万里第一趟来到小井庄，开完会就走了，“就是来给我们鼓劲加油的”。

当年年仅10多岁的孩子：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万里曾经两次来到我们山南小井庄，视察包产到户的情况，第一次是在1979年5月21日，鼓励农民群众大胆地实行包产到户，第二次是在1979年12月13日，了解包产到户的实际效果”。何家贵告诉记者，自从万里来后，农民干活的积极性高多了，钱也赚的比以前多得多。

而当年年仅10多岁的李列仓，也与万里有过交谈……

“我当时还小，一听有领导来，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哭，很害怕”。原来，当时村里面人都以为政府要严惩“分田单干”的村民，一个个都吓得哭。“哪知道是来送鼓励的”。

“我当时在村子里玩，万里看到我，很热情，他就问我成绩怎么样”。李列仓告诉记者，临走的时候，万里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李列仓前几年都还在小井庄干着与“粮食”有关系的生意，如今也上了年龄，在家带着两个孙儿，但还时常会想起与万里见面的情景。

万里口述安徽农村改革经历：学大寨，这不是瞎折腾么！

□ 记者 祝亮

7月15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向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提供了一份万里谈安徽农村改革的口述记录。以下是万里口述的部分摘录……

学大寨，这不是瞎折腾么！

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怎样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刚到安微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而北京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老爷，还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县推向高潮”、“决战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一再强调这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不是瞎折腾么！

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发现了问题再找县委、地委商量解决。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于是搞出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

第二个回合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六条》下达后，安徽农村普遍加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产到联系产量，于是就提出了个联产承包的问题。

凤阳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搞的是大包干，开始是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与大包干到组都是包产到组，但包干到组更简单些，更彻底些。“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安徽那一段就是“违法”“乱纪”的情况

第三个回合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左”的思想影响年深日久，还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

安徽与别处不同，(上世纪)60年代初在全省范围内搞过责任田，广大农民尝过包产到户的甜头，所以上面政策松一点，就发展得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件做了这样的决定，事情就不好办了。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我反映，有人批评我们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