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刻，属于私刻的范围。是指自家出资主持刻印自家先辈父兄的著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行款版式刻印；一种是自备书版，召雇刻印工匠上门，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和收藏。

安徽地区的名儒显宦，历来都很重视家刻祖先、家庭、自撰，以及名人的传世之作。

他们代出名流学者，累世刻书。都是以家刻出版本人及本族、本学派先人先师著作为主的家刻群体，历代不衰。还有一些重要的家刻是在江淮各派的文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和显宦。

朱升： 明朝开国谋士的休宁刻家

休宁朱升是元末明初的重要家刻家。先后刻自辑《小四书》、《四书》、《五经》旁注９ 种，及《地理五行书》、《墨庄率意录》等。

朱升与朱熹同宗，是其第五传弟子，是元末明初伟大的军事家和教育家。19岁中秀才，46岁中举人，元末（1367）50岁的朱升任池州路儒学学正，后不弃耕作，“避弃官隐石门”。

当朱元璋一路攻城掠地，重兵包围徽州府城时，为免百姓受害，朱升冒万箭之簇，独立城下，说服守城元帅福童开城归降。后朱元璋又攻婺源，却“久拒不下”，听三军总管、大将邓愈说，这里有个隐士朱升，是个有学问、有影响的人，相当于诸葛亮。朱元璋便拜访时为布衣的朱升。当年回溪洪氏祠堂建造之日，恰遇朱元璋来回溪首访朱升，于是就留下了“紫薇高照”的传说。

出于思贤的缘故，朱元璋接受一访教训，便效法三国时刘备亲顾茅庐做法，朱元璋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将所率卫队佯装成商队，由江西绕浙江，过连岭，悄悄来到朱升教馆前，请求朱升辅佐他打天下，寻求“陇中对策”，恳望朱升出山辅佐。然而，朱升并没有像诸葛亮那样拿架子，而是简明扼要地讲了三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便是后来天下闻名的“九言策”。

朱元璋当即“命预帷幄密议”，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即遣使礼聘刘基等三贤，与宋濂一起召至应天。

朱升60多岁在休宁故里建楼时，朱元璋曾亲笔题“梅花初月”匾赐之。1369年，71岁的朱升以年迈和“祭扫祖茔”为由告老还乡，辞官隐居。

钱澄之：筑庐于田野中的抗清文士

桐城钱澄之以斟雉堂为号，于康熙间先后刻自撰《田间全书》5种。

钱澄之七岁时即从舅父读书，十六岁应乡试，中第四名。他与阮大铖有世谊，但阮谄附阉党认魏忠贤为义父，钱澄之因此对他极为卑视。南明弘光朝建立后，阮大铖窃据要职，大兴报复，钱澄之也在搜捕之列。他变姓名，逃往嘉兴，隐藏在钱木秉家中。

不久，清兵攻下南京，重申剃发令，为了反抗清廷的民族压迫，人民纷纷起兵。钱木秉毁家充饷，钱澄之也参与组织领导。兵败之后，钱木秉投水自杀，钱澄之妻方氏也携幼子，抱弱女，沉江而死。钱澄之对抗清义师的失败，对亲友的壮烈牺性，非常悲痛，有一首名为《悲愤诗》的长篇五古，记述此事的始末。

后来，钱澄之多半时间隐居家里，躬耕读书。他曾筑庐于田野中以居住，因以“田间”为号。他还多年亲身参加田间劳动，有许多诗篇都描述了劳动的生活，著名的如《田园杂诗》。

陈世镕：独秀山庄的安庆家刻

独秀山庄是怀宁县学者陈世镕的家刻堂号，为清后期安庆府重要家刻。他知识广博，居官以简敏为治，终年87 岁。于道光末年归乡，潜心著述。后在天柱峰筑室数幢，藏独秀山庄家刻所辑著的书籍。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 年）和咸丰元年（1851 年）独秀山庄分别刊自撰《求志居全集》（又名《求志居集》）11 种87 卷。辑有《皖江三家诗钞》。

陈世镕历任陇西知县、岷州知州、凉州古浪知县等。在甘肃古浪县任知县时，仲秋的一天，听说林则徐要路过此地，特别高兴，因为他一直十分仰慕林则徐。他离城几十里，赶到一个叫黑松驿的地方迎候。林则徐在古浪县衙住了一夜，与陈世镕谈诗论文，兴致很高。陈世镕为林则徐题写了《题林少穆制军关陇访碑图》、《题林少穆制军边城伴月图》。第二天，林则徐到了凉州，在旅馆里借到陈世镕的《求志居诗稿》手抄本阅读。诗稿内容为陈世镕任古浪知县前的诗作。林则徐读着读着，欣然提笔在扉页题字。几天后，陈世镕获得这本珍贵的题记本，喜出望外，将其珍藏了起来。

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就是陈世镕的好朋友。能与魏源玩到一起的人，可非守旧顽固之古董，因为他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陈世镕与魏源交往的时间很长，不是泛泛之交。

梅鼎祚：一生以书为乐

梅鼎祚是明代文学家，戏曲、小说家。他建有“天逸阁”、“东壁楼”、“鹿裘石室”等处为藏书和著述之所。先后藏书达数万卷，一生以读书、藏书、著书为乐。与著名藏书家焦竑、冯梦桢、赵琦美订约，各为访求博采遗书逸典、珍本秘籍，每隔三年聚会于金陵，各出所藏精本，互相勘写，后来事未成。同时，他也是著名的刻书家。

梅鼎祚的父亲梅守德，是明嘉靖年间进士，历任浙江台州推官、户部主事、山东学政、云南参政，为人耿介清廉。

当时奸相严嵩，“威虐朝士，人莫敢忤”。但梅守德却敢于仗义执言，数上其书，痛斥严党。这给孩提时代的梅鼎祚以重要影响。梅鼎祚本来可以通过一条坦荡的仕途而平步青云，但这位生下来就很瘦弱的少公子，却与文学、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不论在诗赋词章、杂剧传奇或经史集注方面，都有宏篇巨制，为后世留下了丰硕而珍贵的历史遗产。

梅鼎祚小时候就博学笃志，才气过人。由于他生下不久，两个哥哥相继夭亡，加之他的身体先天性不足——仅七个月便降临人世。因此，父母更加疼爱他。见他读书如此勤苦，怕影响身体，就“焚其笔砚”。但鼎祚把书偷偷地藏在帐子中，不时地翻阅默诵，大有韦编三绝的精神。十六岁时，他的诗文便名噪江南。当时的宁国知府罗汝芳非常赏识和喜爱他。这位郡守大人，不公吏治精明，深得民心，也是一个博古通今的学者，还是大戏剧家汤显祖的老师。

青年时代，梅鼎祚注重交游。所结识的朋友，多半是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如沈君典、汪道昆、王世贞、汤显祖等。

梅鼎祚的一生是在读书、藏书、著书之中度过的。他早年即以“古学自任，饮食寝处不废书。”大学士申时行，推举他做官，他婉言谢绝。游金陵时尚未在官场失意的汤显祖，也劝其入仕，但他力辞不赴。回到宣城，在城内建一书斋，起名“天逸阁”，专事读书与写作。

刻书里的安徽第一

安徽载入正史的第一部雕板印书：《旧五代史·晋书·高祖本纪》载，亳州太清宫（即今亳州市道德中宫）道士张荐明奉石敬瑭之命，“以道德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安徽在古代书目中有确切印制年代的第一部刻印书：公元947年，寿春（今寿县）刻《金刚经》1卷。

安徽载入正史的第一个家刻出版家：《宋史·郭延泽传》里，出任建州知州的郭延泽，在濠州城（今凤阳县临淮镇）南“聚图籍万余卷，手自刊校”。

安徽发现最早的、最完整的出版文献：1983年7月，在无为县虹桥乡出土了全文594字的《胡府君曹夫人墓志铭》。铭文记载了墓主胡士宗这个未出家的佛门信徒，名不见经传的布衣，先后于北宋元丰（1078~1086）中刻《金刚经》，崇宁元年（1102）刻《法华经》、《度人经》等3部道释经卷，计70余卷，印数分别为3000部、500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