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成都金牛区市民李永地查询女儿社保账户时惊讶地发现，自2010年8月至2014年10月，账户上只扣除了医保，养老保险并未缴纳成功。之后，李永地通过社保局了解到，若想补上这4年欠下的养老保险费用34195.8元，除2291.24元利息外，还需缴纳高达28766.84元的滞纳金。（6月9日《华西都市报》）

“天价滞纳金”并非成都独有，网上搜索，类似的事件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同时，也不只是燃气费有滞纳金，还有电费、水费、信用卡、社保、交通罚款、物业管理费……各种名目的滞纳金依旧充斥在人们身边，涉及到公用服务、行政处罚、商业服务等诸多领域。显然，滞纳金变成了催款催费被广泛应用的“倒逼规则”。然而，这样的规则设计显失公平，如一些逾期不缴费，滞纳金计算率达到1%，堪称高利贷，服务或者管理的主客体之间权益严重不平等，属于“霸王条款”，也是服务与管理的懒政手段。

仔细观察会发现，有滞纳金规则都是“强势行业”，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管理与服务中处于强势位置，具有规则设计的话语权。

事实上，滞纳金一直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没有清晰的法规作出明确的规定，却成了一些行业任意揉捏的橡皮泥。从法理上来说，滞纳金本义是行政处罚的一种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电气以及银行等行业，都不是行政机关，他们与服务对象之间构成的合同关系，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关系，合同违约与行政违规有着本质不同。不仅滞纳金名不正言不顺，并且就算是参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滞纳金不得超过本金，这许多的计算标准要明显畸高。当然，许多行业也意识到了问题，在服务合同的设计中，采用了“违约金”，然而，只是换汤不换药，没有实际意义。正是因为法律的模糊乃至空白，才导致百姓权益受损却又说理无门。

要给任性的“滞纳金”套上规则的缰绳，通过完善法规设计，对“滞纳金”、“违约金”规则的运用，划出底线，并按照公用服务、商业服务和行政处罚三个类别的实际，分别细化规定，厘清责任界限，畅通维权渠道，防止行业滥用管理和服务规则的制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