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能加入到经典永远都在场的行列

娜彧，南京大学戏剧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曾在《收获》、《花城》、《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并获得“西湖”新锐文学奖和“作品”小说奖铜奖。现居南京。

记者（以下简称记）：《母亲的花样年华》的母亲形象似乎与别的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有些不一样的角度，当初构思这篇作品时，您是怎样考虑的？

娜彧（以下简称娜）：我想这个母亲应该是活着的，有血有肉的，有自己情感的，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作品中那种母亲就是一种奉献的符号，我认为那不真实。

记：您觉得自己的母亲在您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她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影响吗？

娜：我母亲和作品中的母亲完全两回事，我外公是一个能唱诗能背《本草纲目》的落魄秀才，所以我母亲因为那个时代缘故虽然文化不高，但的确通情达理，同时也循规蹈矩，她对我的文学创作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她教给我过多的规矩和后来我读的书起了冲突。然后，我开始思考、写作了。

记：您认为，您作品里的人物情感，是不是当下的真实反映？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您又是怎样看待的？

娜：我觉得是。你可以去读读《广场》、《刺杀希特勒》、《加州旅馆》这样的，基本上就是当下人的真实情感。像《母亲的花样年华》这样的，稍微有些不一样，这种再加工其实也是为了表达人类情感中共同的爱和责任，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我认为很少有人可以一辈子仅仅为爱而活着，有太多的责任和道义。但是，因为不纯粹，所以我们内心充满了纯粹的向往。

记：现在各类评奖很多，您觉得，参加评选对自己的创作的益处何在？您又是怎样看待现在的文学评奖的？

娜：获奖对作家来说绝对是个鼓励。现在文学奖挺多的，对文学创作者来说绝对是好事。实际上你写得好不好，圈子里的人都知道，真不会因为你获奖就觉得你写得好，就是那些投你票的人也不认为。也许有些名利，但对热爱文学的人来说，不会去做。

记：耐心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支持您写下去的动力在哪些方面？

娜：好小说还是有人在耐心读的，这是那些经典永远都在场的缘故。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大浪淘沙。就算你发表了得奖了，不好的作品不久就会消失，比从前更快。支持我写下去的动力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加入到那些永远在场的行列。

对于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

小岸，本名董俊英，自2003年起，在《娘子关》、《黄河》、《山西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数十篇，部分作品入选《小说精选》、《短篇小说选刊》，已出版小说集《桌上的咖啡已冷》、散文集《水和岸》。

记者（以下简称记）： 《余露和她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小岸（以下简称小）：这篇小说既可以说是女儿对父亲死亡真相的探求，也可以说是幼年失父对一个女孩子性格形成过程中的毁灭性破坏。

写作之初，余露无疑是我最关注的人物，“她”先跑到我的脑子里，继而才有了这篇小说。小说完成后，我感觉自己似乎把更多的情感倾注给了她母亲。这是个不幸的女人，丈夫死亡使她性情变得乖张暴戾。她爱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如果命运的天平稍稍倾斜一下，她就可能是个幸福的妻子和母亲。然而，小说就是这样的，她的不幸也正是小说想要表达的。

记： 能说一下您和您的创作经历吗？

小：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出生于山西省武乡县，现定居阳泉。阳泉位于山西东部，是一座工业城市。这里矿藏资源丰富，是有名的煤城。外地人可能会觉得有煤矿的地方环境不太好，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青城”就是以它为原型虚构的城市。我是从2003年开始写小说的，迄今完成了大约二百万字作品。

记：以中短篇小说见长，文风细腻，思考深邃，这是对您的评价，您是怎样看待的？

小：每个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都会出现困惑和不自信，我也不例外，来自外界的评判显得尤为珍贵。女性写作往往都会烙上文风细腻的标签，这种形成是无意识和不自觉的。

我擅长在小说中讲故事，在故事中挖掘人物的多面性。中国文学经过“先锋”洗礼后，故事与文学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某个阶段，似乎成为文学的对立面。我自己不这么认为，小说发展是多元化的，对于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

记： 您作品里有很多是对当下时代底层人物的描写和叙述，您在创作时是怎么架构这些人物的？

小：我并没有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刻意划分类别。我写的就是那么一些人，一些事。他们一个个活在那里，几乎不需要寻找，就闯进我心里。生活是一面大魔镜，文学只是镜中影像的捕捉和描摩。除去这些东西，便是作者自身的思考。

作为读者和作者，我都感谢安徽

胡学文，毕业于河北师院中文系。2005年获河北省第二届“十佳青年作家”称号，为河北文坛“河北四侠”之侠首。2014年8月河北作家胡学文凭借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

记者（以下简称记）：能说说你的作品和安徽的渊源吗？

胡学文（以下简称胡）：我十年前在《清明》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在安徽出版长篇小说还是第一次。但我收藏的图书有很多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对我创作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艺术哲学》就是安徽文艺社1991年出版的，傅雷先生翻译。我看过好多遍，有些书页已经脱落。这次《红月亮》获得鲁彦周文学奖，作为读者和作者，我都感谢安徽。

记：这部作品是说两个不同的故事，其中有无共通性？

胡：《红月亮》在阅读上可能有些障碍，两个故事没有相交，我是故意这么设置的。故事与故事的人物虽然没有相交，但寓意是对照的，两个故事人物，一个患有撒谎恐惧症，没有撒谎的能力，另一个人用谎言编织自己的生活，生活在谎言中。两个人的经历和遭遇没有关联，但他们身后的世界是一样的。

记：在您的作品里，您最喜欢哪部？说的是什么内容？为什么喜欢？

胡：我挺喜欢早年的一个中篇《秋风绝唱》，也是写乡村生活的。那篇稿子是《长江文艺》的编辑汪静玉从自由来稿中发现的，当年获得了《长江文艺》奖，那是我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这篇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河北作协年度十佳奖。

记： 您的小说《天外的歌声》、《秋风绝唱》、《极地胭脂》、《一棵树的生长方式》，地域特色十分浓郁，被评论家贴上了草原文化的标签。您是怎样看待的？

胡：我出生在坝上草原，当然要写草原，过去写，现在也写。当然，现在也写城市。如今城乡差距正在缩小，人员的自由流动又很难区分乡村人或城市人。但写乡村，我还是更有感觉。至于标签，评论家是为了评论的需要吧。写是作者的自由，评是评论家的自由，怎么贴都可以，对写作没什么影响。

以前辈作家之名， 延续我们的文学传统

弋舟，原名邹弋舟。江苏无锡人，现居甘肃兰州。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200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如何以这个名字作为这部小说的初衷？您觉得这个名字是对作品的完全表达吗？

弋舟（以下简称弋）：这部长篇写了一位女性的成长史或者说是爱情史，在我看来，男女之间的情感，有时会呈现出一种“战事”般的酷烈；其次，作为结构这部长篇的重要手段，我将主人公的成长设定在两次海湾战争这样一个时间段里。

由此，我觉得以《战事》来命名这部作品，是恰当的。这部长篇的主人公是位女性，我写了她从少女直至成年后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我将她想象为一个平凡、朴素，略为忧伤，但却内心不乏激烈的女性。

记：您之前是专职画画的，是什么引您进入写作的领域？

弋：是的，我最初的专业是绘画。至于是什么将我引向了文学，对此我越来越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回答。我想，这恐怕只能归于宿命。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这几乎是陈词滥调，但也的确是一条真理。

记：如果要向读者介绍您的作品，您会选择哪一部？

弋：我推荐《刘晓东》吧，一来这本中篇小说集算是我最新的作品，二来，它也多少能够代表我目前的写作状态——更加关注我们具体的处境，更加关注我们这个时代。

记：您觉得，鲁彦周文学奖与其他奖项有什么不同？

弋：鲁彦周先生是我敬重的文学前辈，他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目前全国有不少省份都以本省籍的前辈作家之名命名文学奖，但就我所知，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家冠名的似乎还没有。安徽省能以鲁彦周先生的名字设立这个奖项，首先说明了鲁彦周先生的文学成就足以匹配这个奖项的设立，其次也体现了安徽文学界的抱负。能够获奖，我当然是很高兴的，我看重的正是这样一个文学的传承——以前辈作家之名，赓续我们的文学传统。

记：看过一篇关于您的访谈，说您的小说有一种优雅感？

弋：这是读者或评论家的反馈，如果他们真的从我的作品中读出了优雅，我当然非常高兴。在我看来，优雅亦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一种品质。至于如何做到和在哪体现，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够通过作品本身来完成了——文学作品的某些品质，是贯穿与弥漫在整个文本中的，这个很难单独拎出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