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篇

安庆喊妻“烧锅的”

“夫”和“妻”本是表明配偶关系的基本称谓，在封建社会中， “妻”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夫为妻纲”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思想观念下，夫妻关系中女性称谓语必然带上了高低贵贱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他人对女性出嫁后的称谓语。女性出嫁后不能直呼自己的姓名，只能在丈夫的姓氏后加上自己母家的姓氏作为称谓， 例如“王李氏”、“陈王氏”等。

夫在古代还有很多其他变种，例如，“夫婿”，汉诗：“东方千余客，夫婿居上头”就是丈夫的意思。无论夫也好，夫婿也好，都是古代人，包括妻在内称呼某人具有丈夫身份的称谓，这个称谓目前还在用，但被搅了“先生”进去。过去，有一定地位的丈夫，往往被称为“老爷”，这在明、清戏曲里很常见，也是一个多义使用。另外还有“外子”这一称呼，目前还在正式场合上使用。俗语里面还有“男人”、“老公”。

“妻”者，在《白虎通·嫁娶篇》里被解释成：“妻者，齐也，与夫齐体。”换句话说，没有解释，不过，它却向世人宣告，夫妻是“齐”的，是平等的，还是有现代意义的。

“妻”也如一般称谓一样，有三种，一种是称某人的妻，一种是对着自己妻的称呼，第三种是在别人面前称自己的妻。对外人谈自己的妻子时，古代人用“内”、“内子”、“内人”，现代大陆人不常用了，台湾还很普遍。

称自己妻子为“娘子”，在古代很普遍，至少在元朝时已经普遍这样称呼了。这个称呼现在已不用，其实是一个很文雅亲切的称呼。

现代人在家里大概都不这样称妻的了，蜜月里喊得甜甜蜜蜜，不久以后，降为名字。有了孩子，索性称为“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则对等地回以“孩子他爸”。到了晚年更有意思，叫自己的老伴叫“老某”，比如他妻姓王，就叫他妻：“老王”，他老伴则欣然受之。

安庆一带，称妻为烧锅的：这个称谓最早起源于农村，因为一向乡下女人大多只能呆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充其量只能围着锅台转，为男人，为公婆和儿女洗衣浆裳，烧锅做饭而已；而舒城则说家里头；到了宣城、池州，又改称我家里的、旮里等了。

古今对丈夫的称谓：

最早比较平等的叫良人，

比较亲切的叫郎、郎君，

古代尊称丈夫叫官人，

官宦人家称呼丈夫叫老爷，

宋代称丈夫叫外子，

比“官人”更尊敬的称呼叫相公，

文雅而又带有仰慕尊崇的叫先生，

现代人叫爱人，

尊崇的也可以叫君，

通俗的叫老公，

做生意有些发达的叫掌柜的，

北方人叫当家的，

其他称呼还包括老伴、那口子、冤家、老板等。

古今对妻子的称谓：

皇帝称老婆叫梓童，

宰相称老婆叫夫人，

文人称老婆叫拙荆，

雅士叫执帚，

商贾称贱内，

士人叫妻子，

酸秀才称娘子，

庄稼汉叫婆姨，

有修养的人称太太，

没文化的叫老婆，

年轻人称媳妇，

老头子叫老伴，

北方人称孩他娘，

南方人称伢他妈，

大陆上称爱人，

台湾叫内子，

喝过洋墨水的称达令，

土生土长的叫那口子。

师傅篇

曾经是表达对他人尊敬的最简单方式

总觉得叫先生、女士，太文绉绉，也喊不出口。叔伯阿姨之类的，显得太亲切，万一把人家年纪看错了，还会产生误会。所以，现在凡对年轻一点的喊“帅哥”、“美女”，年纪大一点的统称“师傅”。在合肥见人喊“师傅”，总归没错。“师傅”流行于改革开放前，更多地指称手艺人，与如今大街上时髦的男男女女似乎搭不上边。不过，现在的合肥，“师傅”一词在陌生人之间最为流行，很多时候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职业身份，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

师傅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称谓，既传统，也现代；既严肃，也亲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传统武功教派里道高德望的“师父”，因为发音完全一模一样，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工厂里手把着手教你车钳铣刨，技术纯熟的老工人。

曾经，我们会对一个木匠称呼师傅；会对一个裁缝称呼师傅；会对一个剃头匠称呼师傅。曾经，我们会对任何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称呼师傅……一声师傅，会让人深深体会到被人尊重的快乐和温暖；一声师傅，也是我们对他人尊敬和仰慕的最简单的表达方式。

后来恢复高考，知识分子变得吃香起来，再用师傅去称呼一个有学问的大学教师，或者工程师似乎有点贬低知识的意思在里面，与四个现代化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管是师傅也好，还是师父也好，能掌握光怪陆离的原子弹、宇宙飞船，还是电子计算机吗？于是师傅摇身一变，化为“老师”。老师起初只在知识分子里通用，后来社会上的人觉得老师显得更文雅，更深不可测，知识就是力量嘛，这样，老师开始泛指到有点阅历的人身上，无论男女，都很适合。

老板篇

出现在官场和学校里的“潜称谓”

现代社会，我们除了与陌生人打交道，更多的时候，则需要在各种各样的“圈子”中生存，诸如学校、家庭、职场等等，这个时候，称呼常常纠缠着“时代特色”与“身份纠葛”，有文化传承的进退失据，更有人际交往的微妙心态。

“老板”，原先专指做生意的人，显得格外响亮而时髦。不过，如果这个称呼出现在官场和学校里，该有着怎样的滋味？

早些时候，《人民日报》有篇评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在一些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中，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称呼的微妙可谓“博大精深”。扬州市直机关办公室公务员胡麟坦言，称呼代表了你对自己和别人的定位，很多时候如果把称呼搞错了，直接影响到沟通交流及办事的效果。在不能掌握对方确切身份的情况下，对有职务的尽量往高了喊，对没职务的尽量找一个表示出对对方尊重或者拉近彼此距离的称呼，比如对年龄相仿的不喊小某而是呼名不带姓。如果是对非本单位的其他机关普通工作人员，称呼某处长某科长等，对职务比较高但不知具体职务的就称“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官本位已经成为社会“潜意识”，表现在称呼上，就是“主任”较流行。而且，与“主任”泛滥相呼应，官场上各种称兄道弟的江湖行话也层出不穷。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有的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等。

而在各所高校，“老板”指称研究生导师已经非常普遍，当一个学生背后称呼导师为“老板”的时候，反而有了亲切亲近的味道，这实在耐人寻味。

同志篇

19世纪末 出现的独立称谓

同志起源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左丘明说过：“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也说：“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而它作为独立的称谓，出现于19世纪末，光绪皇帝筹划戊戌变法时，对变法派大臣称为同志。此后它成为同一政治派别人员的互称，如辛亥革命时互称战友为同志。

同志也是相同政治派别在一些国家里的统称。这种传统始于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党派间互称同志。后来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冲突，同志一词不再通用。

现在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同志这个称呼，但它留给某些人的印象是友好、尊敬和亲切，留给某些人的却是并不愉快的记忆。

在党内，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则被开除党籍，之后也不会再被称之为“同志”。如瞿秋白、李立三等，由于党内路线斗争和其他政治斗争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不被称为同志。刘少奇、彭德怀等重要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被称为同志的资格，直到他们获得平反。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志一词改变了在党内使用的惯例，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它代替了此前社会“先生”、 “小姐”、“男士”和“女士”的称谓，成为对所有人的通用称呼。这种改变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职业、身份、财产等方面的差距，让很多人感觉到社会公平。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同志的划分也增加了社会上普通民众的对立。60岁以上的人还记得，那时候只能到国营商店里去买东西，买东西时时常遇上爱搭不理的售货员。你得小心翼翼地问一句：“同志，我想买一包盐。”这也可能受到售货员的训斥：“你管谁叫同志？谁是你的同志？你是什么家庭成分？把户口本拿来看看。”

令人尴尬的是，自1990年代起，同志一词又人为地增加了新的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