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谈到教育问题时用衡水中学举例，他称衡水中学的管理纪律比军营还严格，在校期间的各项活动都是有时间规定的。比如大厕三分钟、小厕一分钟，就连晨跑，也是人手一本书或者卷子，甚至还有一些同学为保证上课不迟到，整整高中三年都是和衣而睡的。（3月11日《今日早报》）

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衡水中学的管理模式其实并非孤例，相反，它只不过是全国大多数中学运行轨迹的一个缩影罢了。表面来看，这近乎剥夺人性的管理虽然早已被人们所诟病，但是，由它而产生的连带效应却能像强心针一样让无数孩子在高中三年取得高考竞争的最后胜利，这让老师和家长都皆大欢喜的结局，便足以抵消这种管理模式在人们眼中的诸多不尽如人意。

这样的尴尬，看起来非常古怪，但往深处想，却又不难发现它产生得如此的“理所当然”。因为它的衍生土壤，既不是学校老师的一厢情愿，又不是学生和家长方面的“受虐”心态在作祟，反倒是高考指挥棒下，评价和选拔人才方式的单一，倒逼着高考分数成了衡量一个学生是否可以“成才”的重要标志。这就势必造成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这样的竞争中来。这便是衡水中学这类管理模式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可问题却是，这样的管理虽然可以在高考竞赛中给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但它付出的代价却是“高昂”的。它在剥夺学生自由空间的同时，又以强制命令的方式将他们培养成一个个考试机器，这急功近利的培养，抹杀了学生的个性，钳制了他们内心的思想表达。

而要破解这样的难题，一方面，需要当下教育改革能在稳步推进的前提下，打破高考这一指挥棒的绝对导向作用并实现高校人才选拔方式的多元；另一方面，还需要整个社会塑造一种让教育回归“平淡”的氛围。要知道，教育的作用，并不是通过学历的获得而让人拥有一种令人羡慕的求生方式，相反，它却是通过知识的熏陶和人格的培养，来教会人们如何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获得改变生活的力量，从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