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十余天，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七天假期。

在儿时的记忆里，只要季节的脚步一跨进腊月门槛，古老而新鲜的年味就日渐浓烈起来。孩子们总以过年为乐事，老早就掰着指头算计开来，巴望着春节早些到来。因为在春节期间，可以把寒假作业全都抛在一边，轻轻松松玩耍几天；平时在吃、穿方面的奢望，春节里也会得到一次小小的满足。如果能讨得长辈们的喜欢，说不定还能得到几个压岁钱。

而对于成年人来说，七天的放松也是一个望眼欲穿的盼头。

早在上个月，2015年的春节放假安排，在网上就成为了备受争议的话题。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唐德宗李适(ku )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停。唐德宗在任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臣叫屈，他说：那按单双号吧，单号上朝，双号休假。于是唐朝高层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腊月二十八放年假，腊月二十九上班，大年三十继续放假，大年初一接着上班，初二又放假，初三又上班……

唐朝有个很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韦应物，他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五言十二句的古风，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市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这个衙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呢？

追溯至民国初年，为废除封建旧制“与国际接轨”，政令规定：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都不放假，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不仅如此，私售旧历、春节拜年等活动都有可能成“反革命”或反动派。

直到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意识到强制废除春节这个阴历年是拗不过民意力量的，只好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本期，我们看看民国的春节假是如何过的？以及安徽的民国名人都是怎样过春节的？

演变： 春节不在岗就要下岗

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这个人可能就要下岗了。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1912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袁世凯上台以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改称“春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又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

著名作家老舍，曾在北京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时期，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作为一校之长，老舍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力。

政府虽大力提倡国历，可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国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农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国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农历。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终于开始允许春节放假了。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农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而且，过春节的方式也有所改变。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可是国历推行艰难， 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从此，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名人： 过节方式与众不同

鲁迅先生过年喜欢写信,这信写的也是过年。

1935年除夕,人家守岁团圆时,鲁迅却坐在家里给黄源写信:“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第二天,大年初一,他又给杨霁云写信:“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接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

郁达夫过年喜欢爬山。他居住杭州时,每逢过年大都去爬城隍山,他说:“这城隍山的一角,仿佛变成了我的野外情人。去年元日,曾去登过,今年元日,也照例的去；此外凡遇节期,以及稍稍空闲的当儿,就是心里没有什么烦闷,也会独自一个踱上山去,痴坐它半天。”

民国名士中，梁漱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据说，他过年期间绝不看戏，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体会过农民苦楚的鸿儒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选择的除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

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路经上海，他造访了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梁实秋后来回忆道：“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

一语成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梁漱溟的务实，于此后数年的春节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1949年，1月28日，又是一个农历除夕。蒋介石在奉化溪口老家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

除夕夜，蒋介石“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吃过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接着又回溪口宗祠及大、二、三、四房祖堂祭祖。大年初一下午，蒋介石独自“在慈庵读书散步”，晚上“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

据蒋经国日记说，“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大公报》说得更加明白：“旧历新年祭祖一定不是好兆头，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