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人民日报》马鹤青、陈勇进、许仲英等资深老记者的推荐，我于1982年冬调入《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当时的记者部主任是我最为尊敬的老报人田流同志。

5年之后，我在他的支持下，出了本新闻专集，书名为《民情·民事·民心》，他又为此集亲笔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真是：“人生不论短和长，知遇之恩不可忘。《民情·民事·民心》‘序’，情深意切叙家常。”

文曰：“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听到张振国同志的名字，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很大的好感：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坚决辞官不做，情愿到《人民日报》来当记者。

大概我与他有相似的经历，他的这个行动才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和对他的敬佩。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领导就一再动员我回报社工作。从一九四五年参加新闻工作到一九六五年离开报社，积二十年的经验，深知报社工作是最繁重辛苦的工作。那时我正患严重的胃溃疡病，且已年近花甲，不敢答应。加上不久——七七年初又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这事就搁下了。谁知刚出院，报社又一次一次来动员，非要我回报社工作不可。没办法，只好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回报社后仍做记者工作，不做行政领导工作。他们痛快地答应了。一九七八年国庆节——也就是在我整整六十岁的时候，又回到《人民日报》做了记者。谁知领导上不久便以“大家一致要求”的名义，又叫我做了记者部主任。当时的记者部实在可怜，老同志所剩无几，十年动乱不但没有培养出新的记者，还毒害了不少年轻的同志。我的任务是如何把《人民日报》记者队伍建立起来——一张报纸没有自己的眼睛和喉舌怎么行呢？！于是，一是动员转业的老同志回来，林里、商恺、陈勇进、高粮、刘时平、华山同志先后回来了；二是物色新同志，张振国就是其中之一。

张振国在安徽工作多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是很出色的。我们俩第一次谈话时，我问：“我听说，好像从省委到当地党委都不愿放你！”他说：“是的！”我又问：“咱们的新闻工作，特别是记者，是很清苦、很辛苦的啊！你的官虽然不太大，也不太小了，为什么自讨苦吃呢？”他说：“我爱新闻工作！”就这样，他成了《人民日报》的记者。

一九八五年，安徽新闻刊大约我给学员们讲课，我第一次同张振国同志朝夕相处十来天。他简朴像个农民，又敏锐像个猎人。他是老安徽，上上下下，见了谁都那么贴近、亲热，能说说知心话、“悄悄话”。我想这是他做《人民日报》记者以来，能写出大量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既有深度又有高度的通讯、报告文学的主要原因吧。他的大量有关改革的新闻报道之所以那样引人爱读，我想主要是他善于抓住萌芽状态的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新人、新事、新问题，看了使人得到启发、鼓舞，能增添前进的勇气。报纸上的文章不像上级的指示、文件，也不像学校的教科书，读者爱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张振国同志做到了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张振国同志身体不太好，但他没有一天肯把自己的光阴虚度，总是像猎人那样聚精会神又目光四射地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攫取、筛选生活中的珍宝，并把它们变成四化、改革中的浪花，加入祖国现代化的洪流中去，他负起了一个党报记者的历史责任。在他的《民情·民事·民心》出版的时候，我衷心地向他祝贺，更殷切希望他的第二部集子早日同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