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冯玉祥出任北京政府西北边防督办，督办公署设在察哈尔省（该省于1954年撤销，现为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一带），都统府（相当于省会）在张家口。

当时的张家口，在京张铁路于1909年通车之后，已经成为蒙、汉通商的必由之路；及至张库（库伦，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公路修成后，张家口的交易市场更加繁荣，年贸易额达白银一万五千两。

由于内蒙古和蒙古国盛产的皮、毛、驼绒，南方出产的茶叶、纸张等，都运抵张家口分途转运，所以张家口火车站货场堆满了等待装火车或者汽车的货物。

一些外国资本家见有利可图，纷纷来张家口开设洋行，到一九二五年，张家口的洋行已达四十四家，其中美国十六家、英国十家、俄国八家、日本六家、德国两家、法意两国各一家；规模较大的是美国的“平和”及日本的“积成”、“合顺”。同时，美、日等国还设立了驻张家口的领事馆。

京张铁路展筑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以后，改称京绥铁路。该路局以旧例相沿，仍给仰仗洋威的外国商人以各种特权，例如：外商运货，在领取铁路运货凭单时，手续极为简便；而中国商人则因手续繁琐，难以很快领到运单。再者，凡外商运货，只要向税关缴纳一次税，所运货物就直达目的地；而中国商人只能办理“分段缴税”的手续，即每遇一关就得缴税一次。

此外，外国商人运货还享有优先权，不论车皮多么紧张，有货即能优先运出；而中国商人的货物却大批堆在货场，往往多日运不出，因日晒雨淋而损坏。中国商人虽然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

冯玉祥到任不久即得知此事，按说这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但出于民族正义感，令他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便把京绥铁路局局长孙连仲（冯玉祥的西北军部将，后更因台儿庄大战而成为抗日名将）找来，跟他说：“第一，京绥路是我们中国唯一的自己修建、国家所有的铁路，中国人自然应当享受优先权；第二，中国国民经济处处受外商压迫，不能抬头，国家理当尽力扶助中国商人，堵塞利权外溢的漏洞。这虽然是你的前任留下来的惯例，但既不合理，就应当革除。”

孙连仲心悦诚服地接受“老领导”的意见，立即责令路局主管人员做出规定，简化中国商人办理运货的手续，并优先装运货场里中国商人的货物；同时迅即派员赴包头、归绥、集宁、大同等大车站货场巡视、调查，有无此类情况。

冯玉祥如此作为，“理所当然”地招来“有关”外国人的“闲话”；但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于是即刻放话：“我认为这件事办得最合理，因为中国的铁路，中国人就应当享有优先权，至于外国人怎么骂，随他们的便吧！”

至今，在京包铁路沿线尤其张家口的铁路职工中，仍然传颂着冯玉祥为维护民族利益而革除京绥铁路货运陈规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