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大早，花玲都会早早赶到合肥市包河区疾控中心，她所在的重点传染病科就在疾控中心的大楼里。她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关注内网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信息的动态更新，随后再给几个排在日程表上的患者打电话做随访。2010年初考进合肥市包河区疾控中心时，花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每天和一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打交道，成为11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朋友”。

脆弱的“朋友”：紧闭心扉，他用一年时间走出痛苦

何青（化名）是花玲接触过的特别消极的患者之一，“医生，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想活了，刚才进来的时候，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何青怔怔地坐在花玲的对面，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通病，他们不信任任何人。哪怕闭上眼睛，他们也觉得周围全是敌视的目光。

花玲让何青回家了，第二天又给他打了电话，如她所料，何青的情绪仍然很低落。之后的一年里，花玲定期给他打电话，除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叮嘱他来做检查外，她更多时候是在开导他，“怕他有一天真的想不开做傻事”。

如今何青已经慢慢从感染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即使他用了漫长的一年。“他一直跟我说，他的孩子还很小，为了孩子，他也要好好工作，努力活下去。”执拗的“朋友”：

否认患病，只因怕妻子离开他

和何青近乎柔弱的性格不同，患者大壮（化名）坚硬顽固得就像一块石头。

“你打给我干嘛？我又没病！”大壮恶狠狠地挂掉了花玲的第一个电话，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到最后，他索性不接了，就让电话一直响着。

大壮不是花玲遇到的第一个不承认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即使花玲经过百般努力让他们来到疾控中心，坐在她面前，他们也矢口否认自己有过高危行为，更不承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我没病，不检测。”大壮说完这句话，起身要走，却被花玲的一句话“按”在椅子上。“要是没有过高危行为，你一个大男人，难道连抽血都怕？”

大壮愣了半天，终于像块坚冰被融化了，喃喃自语道：“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我老婆。”

花玲告诉他，要解开这个心结，必须自己先接受这个事实，还要争取妻子的谅解。此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过夫妻生活要戴安全套。生育时，如果是女方感染了艾滋病毒，可在医生指导下，实行母婴阻断，孩子遗传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亦可降低。温情的“朋友”：

档案留异乡，只因“信任花医生”

孟杰是一位“同志”。和其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略有区别的是，孟杰并不住在合肥，只是每个月来合肥和“同伴”见面，因为害怕自己在北方城市的家人、朋友知道他感染病毒的事，坚持要把档案留在花玲这里。

“更重要的是，我信任花医生。”孟杰说。

2011年底，孟杰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下降得很厉害。检测显示，他的CD4细胞减少得很快。CD4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而艾滋病病毒攻击对象就是CD4细胞。

花玲很快得知了这个情况，她给孟杰准备好药物，叮嘱他要开始按时服用，并定期来检查CD4细胞和肝肾功能。这对这个慌乱中的男人来说无疑是根救命稻草，“花医生，我都听你的。”

孟杰的症状很快被控制住了，他依旧像往常一样每个月往返于合肥和另一座北方城市之间。有一天，他没事先打招呼就来到花玲的办公室，带来两大袋水果，坚持要送给花玲。回去之后，他又寄来一封感谢信。

“干这个工作，事情很繁琐，要面对的人群也比较复杂，外人看来或许觉得不能理解，自己有时也会心累。但他们的一句‘谢谢’，一个信任的笑容，都会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值得的。”花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