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读诗第一辑——四问陈先发&非正式访谈”

“全民读诗第一辑——四问陈先发&非正式访谈”

编者按：自本期，星周刊将推出“全民读诗”系列策划，从这些安徽诗人的口中，唤醒你我的“诗性”。一问一答，或随性、片面、无逻辑，但绝对是诗歌阅读者们的一份“干货”。

近日，陈先发的哲学随笔《黑池坝笔记》问世，他将作为策划的开篇诗人，带给大家一场关于写诗的讲谈。

陈先发（1967年10月~），安徽桐城人，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前世》（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长篇小说《拉魂腔》（2006年，花城出版社）、诗集《写碑之心》（2011年，长江文艺出版集团）、哲学随笔集《黑池坝笔记》（2014年9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等。曾提出诗歌主张：“本土性在当代”与“诗哲学”。2005年曾组建若缺诗社。曾获奖项、被媒体和文学研究机构授予的荣誉有“十月诗歌奖”、“十月文学奖”、“1986年~2006年中国十大新锐诗人”、“2008年中国年度诗人”、“1998年至2008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首届中国海南诗歌双年奖”、首届袁可嘉诗歌奖、《作品》中国长诗奖等数十种。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等多种文字传播，并被选入国内外多所大学的文学教材。

诗人身份对我来说，或者还意味着一种秘密

问：让我们从平常的问题切入吧，首先，诗人的身份对您意味着什么？

陈先发：在当代生活中，诗人其实越来越成为一种“潜在的身份”。古时候有宫廷诗人、行吟诗人等相对专一的身份，但在当下的日常生活里，每个诗人几乎都是“一人分饰两角、多角”。比如我，我是记者、总编，得为调查研究、写稿、新闻业务管理这些事务而奔波操劳，时而疲倦不堪；也得像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陷于生存的种种折磨；在语言上，也得屈从于功利、简明、以沟通为目的的口语系统，但在创作时、在写诗中你又必须完成某种超越。这种超越既是语言的、审美的，也是思想的。这时，职业身份与诗人“潜在身份”的冲突就会暴露出来，生活语言系统与诗歌语言系统的割裂感，也会暴露出来。简而言之，诗既是站立于生存对面的一种对抗，也是要从生活这个母体中挣扎出来而达成的一种超越。人类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极端形态是宗教，世俗形态便是诗歌等艺术。这种“一人分饰两角”的状态，是很难的，许多人并不能做到，艺术家疯掉或自杀比例比正常人群体高得多，就是源于这种分裂吧！但真正杰出的诗人，往往能“从一只平底锅中找到上帝”，把自己的笔牢牢稳固在日常生活上，唤醒日常事物的神性。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我心向往的状态吧！

另外，诗人身份对我来说，或者还意味着一种秘密。我的亲人中、朋友中，一些人并不知道我写诗，也许他们知道，但从不读我的诗，也从不刻意与我谈诗。甚至许多朋友对诗怀有某种偏见，将诗人形象固定在滥泛抒情的神经质上，我也从不争辩。我觉得这种怀揣秘密的感觉很好。

如果理论先行，会让灵性尽失

问：您的诗歌中影响面最广泛的可能是早期的短诗《前世》，我看到国内外一些学校的教材中都选了这首，理论界阐释的文章都很多。尤其是这首写梁祝化蝶的诗，结尾部分感动了许多人：“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暗叫道：来了！/……她忍住百感交集的泪水/把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说：梁兄，请了/请了——”。能以此诗为例阐释一下你的写作理念吗？或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代诗。

陈先发：诗是瞬间的产物。我早期的一些短诗如《前世》、《丹青见》等，真正从笔墨落到纸上的时间，都不过短短十几分钟，而且一旦生成，再无一字甚至无一处符号的变动。然而，为这“瞬间”所做的准备却懵懂而长久。如同一个泡沫从累积千年的池塘上突然升起并猛地破裂——谁也讲不清这神秘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瞬间的裂变因某种微不足道的机缘而到来——事实上，在写《前世》时，我正趴在窗台上远望，冷不丁地听到楼下莫名的某处传来隐约的小提琴曲《梁祝》，心忽一动，遂有此诗。

真正值得一谈的是，这内心的“累积”，到底是些什么？现在许多人热衷于杜撰什么“写作理念”，其实理念指导不了写作，如果理论先行，无异于镣铐，会让灵性尽失。但总结一个人长期以来的创作，我觉得每个人总有它独特的气质，这气质就是一种“累积”，我就讲它吧。多年来我一直讲，在中国诗歌的本土性之上建筑它的当代性。“笔墨当随当代”，这算是个常识吧，但当代性这个东西不是孤立之物，尤其是汉语言，这种在诗的流变中被锤炼了数千年的语种，形成了特异而深厚的诗语言传统，我的写作态度是：向传统致敬但绝不依附于传统。植根于传统之中的秉赋，我称之为汉诗的本土性。

像《前世》这类短诗，我获益于对传统的再发现。传统是什么？我觉得对当代写作者来说，它是一种资源，而且这种资源从未远离我们当下的生活，就像古老的二胡声、埙的声音，混生于电子合成音乐之间一样。更重要的是，“传统”对我意味着一种方法论。比如《前世》，如果仅仅只是用当代语言方式复制一下梁祝化蝶的场景，有什么意义呢？梁祝只是一个工具、一块矿石。梁祝故事中的物我置换（化蝶）、指称移位、共时性等方法，即使用在今天的写作技艺层面，也算是高超的手法，只是许多人看不见这种方法而已——从这个角度，“梁祝”这个意象与“基因突变”这种纯当代概念——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与我无别。

有些诗对我来说，是非写不可的

问：您除了相对容易被理解的《前世》、《丹青见》、《鱼篓令》等短诗外，也写过如《写碑之心》、《口腔医院》、《姚鼐》等长诗，这些长诗结构复杂、意象繁密、内在空间迂回曲折，估计一般读者会望而生畏。但作为一个诗人，这些诗给我的阅读冲击力很大，其中一些句子或意象久抹不去，如《姚鼐》那张“微苦的桌子铺向四面八方”，等等，这些长诗为您赢得学术上的声誉，但阅读面可能很小众，您为什么会创作这些长诗？

陈先发：创作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而非阅读的功效或读者的多寡。读者是大众还是小众，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则是个完全不能把握的变量。李商隐在唐朝时可能是个只为小圈子所容的小众诗人，但在后世却大放异彩。时间是一种最神秘的力量，它会赋予艺术以创作者无法预知的生命力。严格地说，没有一种艺术的原动力真正来自读者，我写诗首先是要向自己这颗心交待。

那么，这颗心是如何给诗歌带来动力的呢？首先是“游于艺”的冲动，即语言创新的冲动。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艺术的进步需要不断达成新景，突破新的难度，挑战某种写作状态的新的极限挑战。比如，我写长诗的冲动，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在内。长诗对作者来说，是结构能力、修辞创新能力、思维能力、语言控制能力的一种综合挑战，如果个人的写作史是一座金字塔，那么长诗即是塔尖。

另外，我写长诗也是对自己情感与身世的一种交待。比如长诗《写碑之心》是献给我逝去的父亲的。而《姚鼐》，则是我对家乡桐城以及桐城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在我内心，姚鼐姚姬传先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道德良知的化身。我生在桐城的孔城镇，自小读“桐城派”先贤的书，虽未曾见过姚鼐先生画像，但内心早有他在登泰岳时苍山负雪、老先生青衫铁拐的幻影，多年挥之不去，我想我必须写这样一首长诗向他献祭。人的一颗诗心，本质上即是一颗“致良知”之心，有些诗对我来说，是非写不可的。

它就是一架语言的轮椅，上面坐着我这个矛盾的人

问：您近期出版的随笔《黑池坝笔记》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有人撰文说是一本“洞微烛暗的语言智慧之书”，胡竹峰等安徽作家也称这是本“奇书”。里面有些小条目颇有意味，如“我若开口、便是陷阱”，“梨花点点，白如报应”等等，也有大量艰涩的哲学思考，总体上说，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本书？

陈先发：《黑池坝笔记》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我想以语言的灵性带动思辩——虽然可能我力有不逮。这本书是我1996年以来写在书眉和废纸上的一些即兴之思，它内在的逻辑性并不十分严谨，但它就是我个人的思想史，事实上也是一部个人的语言史——整理到目前约300多万字。此次出版的是第一卷。上海大学教授许道军博士曾在《语言的隐身术与医疗术：陈先发的诗学与诗歌》一文中说：“在内容上，《黑池坝笔记》是专断的。它不是在转述大师们的思想，向他们致敬，而是同他们争辩，甚至以偷换概念的形式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引起诗学、语言学和哲学的混战。”当然，这是对我的溢美之词了，但它触及到本书的灵魂，即“融语言灵性与思想于一炉”的冲动。虽然这冲动可能还在初级阶段。它是不同时期一些断想的集合体，也是一个复合文本。在文体上，它是不可定义的。我常讲它就是一架语言的轮椅，上面坐着我这个矛盾的、病了的、写诗的人。这部笔记对我个人是重要的，它企图在语言内部掘开的辽阔空间和矛盾丛生之象，有我的诗歌所不能完成的结构。 记者 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