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陕西文物部门证实，在拆除陕西省洛南县城隍庙事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县长、副县长和相关部门领导等5人分别受到行政警告、行政记过处分。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和《陕西省重大文物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出台以来，陕西省首次依法追究地方政府法人违法的县（市）级主要领导责任。

文物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因此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以圆明园为例，重建或许不是难事，但遗址更具有历史价值和时代烙印，因此，不重建才会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在短视的政绩观面前，一些地方重经济、轻文保，建设性破坏、开发性破坏、旅游性破坏文化遗产现象时有发生，并创造出“开发式保护”“拆迁式维修”等新名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的胡同、南京的老巷、广州的骑楼和西关大屋等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很多历史文化建筑在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改造”旗号下岌岌可危。比如在湖南永州东安县，除了吴公塔，还有新吴公塔。前者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却无钱维修，后者则是当地政府花费百余万元在新城区修建的新塔。宁修新塔不固旧塔，即是政绩观扭曲下的行为变异。更有甚者，在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上下联手，公然毁损文物古迹。

究其原因，在于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失之过软、失之过偏，无法形成刚性的震慑效果，特别是对负有决策、审批和管理责任的公权力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和追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11月19日起施行后，先后进行了4次修订，这么长时间才做出了首次问责，或可作为文物保护现状堪忧的注脚。

尽管如此，对拆除文物首次追责仍有积极意义：一是对于其他地方官员有着警示和教育意义；二是能起到普法的作用；三是有了首次的破题效应，问责就不会因为潜规则而成为铁板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