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合肥隆岗圣马国际影城，安徽本土诗人盛夏聚会。

这一天，几乎所有外地的、本地重要的皖籍诗人们都到了现场，不乏至今在中国诗坛上还是身挑大梁的一流诗者。

于是，我们见到了大病初愈的中国“朦胧派”代表性诗人梁小斌，聆听了定居北京的潜山籍诗人简宁的现场朗诵，发现了中国当代现代诗潮重要诗人沈天鸿的身影，也终于认识了曾被评论家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最好的诗人之一、现居马鞍山的诗人杨键，还有蒋维扬、时红军、祝凤鸣、陈先发、吴少东、庞培、罗亮等一大批仍在诗歌的世界里坚守的人们。

看着他们彼此寒暄，说着久别重逢的话语，聊起最近得意的创作，突然觉得，在繁华浮躁的现下，内心深处固执地为诗歌的灵魂安家，是一种幸福。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应该为告别辉煌、日渐寂寞的安徽诗歌做点什么，所以，就有了本期的策划，我们会告诉你：第一首白话诗出自安徽诗人的笔下，推动中国现代诗潮、以刊发先锋诗歌为主的《诗歌报》在合肥的创办……原来江淮诗人的故事这么多姿多彩。

故事

绩溪诗人创作 中国第一首白话诗

叙述者：祝凤鸣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上，绩溪诗人胡适的《朋友》（后改名为《蝴蝶》）刊登其中。其时，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因思乡而写。自此之后，一个不同于汉赋、不同于唐诗、不同于宋词、不同于元曲、不同于明清小说的文体开始出现。

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初始。

在这之前，胡适早在1916年，就开始了用白话作诗。只是《朋友》是在中国诗坛上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这首诗讲平仄，讲对偶，行文自由，意象清新，诗意浅露，格调不算高雅，但在当时封建禁锢几千年余威未尽的情况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大胆创新。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

诗集取名“尝试”，是证明自己尝试写白话新诗获得了成功。接着就筹划出版，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求得对自己实验成果的研究和评判，更想向人们献上“实验的精神”，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进行这种尝试。诗集出版后多次再版，胡适曾请几个朋友帮助删诗和修改诗句，修改诗句主要是想把诗句改得更像“白话”。

历史

新诗发轫阶段 的皖籍杰出者

叙述者：简宁

在新诗的发轫阶段，安徽的诗坛是贡献了几位杰出人物。比如朱湘、汪静之以及无为籍诗人田间。

在新诗诞生初期数十位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有四人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太湖人朱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孙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后来与其他三子成为了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在校期间，他的艺术天分已经崭露出来，当时就是清华校园的文学名人。1926年与人合办《晨报诗镌》。1929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执教于安徽大学。朱湘为人外冷内热，性情孤傲、倔强。一生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离开安大后，南北奔走求教职未果，心灰意冷，1933年12月自沉于南京采石矶。朱湘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

汪静之早年求学于屯溪茶务学校，1921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由于深受 “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发起成立了有柔石、魏金枝、冯雪峰等参加的，由叶圣陶、朱自清为顾问的“晨光文学社”。1922年3月，与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等组织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团——湖畔诗社。他的作品有《蕙的风》、《耶苏的吩咐》等，其中诗集《蕙的风》1922年初版，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鲁迅很赏识他的诗作，并对其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曾亲自为他修改作品，多次给他教诲和鼓励。“《蕙的风》的内容对于当时封建礼教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它的出版，无疑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在我国文艺界引起了一场‘文艺与道德’的论战”。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诗人田间是有独特魅力的。他是安徽省无为县开城镇羊山人， 1936年出版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 的短诗集《中国牧歌》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写农民反抗斗争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这两部书都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作者险遭逮捕。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 他写第一部诗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时，还不到二十岁。由于创作时距长达三四年，因此这些诗作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们大多描写工人、农民、兵士等受苦者的命运，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达了他反抗的愿望，也有一些则缺乏向往和希望。在语言上，田间的诗作大多朴实明朗。

事件

《诗歌报》引发的“诗歌地震”

叙述者：祝凤鸣

《诗歌报》的创刊，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教授谢冕曾评价：“它已成为广大青年诗人和更为广大的青年诗歌爱好者最可信赖的朋友——在中国，恐怕很难找出第二家诗刊可与之比拟的。”

当时，几乎所有重要诗人没有不在《诗歌报》上刊发过作品的。《诗歌报》因此被大家公认为“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第一报”。

而它真正被历史所记载，源于1986年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在1986年，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庞大的诗坛出现断面， “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分别为两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总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

可以说，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成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这次大展不仅冲破了当时对现代诗民间创作的禁锢，使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年诗人登上了诗歌宝座，还开创了中国大规模诗歌展示与集结的先河，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就在这次大展之后，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一股“诗歌大展”的热潮。

人物

从前辈的诗里读出皖人精神

叙述者：梁小斌

实事求是地说，安徽诗歌在历史上是出过成就的。我是读着公刘、严阵、张万舒这几位前辈的诗长大的。他们的诗，好多我都会背诵，并且读出了安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公刘生前曾向诗坛推荐过两位青年诗人，一位是顾城，现已家喻户晓；另一位就是我。公刘是电影剧本《阿诗玛》的作者，当时在安徽文联工作。记得第一次见到老先生时，我非常没有礼貌地问了面前的人：“谁是公刘？”谁知被问的人正是老先生。他很客气地让我坐下，在交谈中我才知道他是公刘。

对于很多年轻的读者来说，严阵的名字或许有些陌生，可是这位上世纪50年代处于创作高峰时期的他，被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推荐为“五大开国青年诗人”之一。严阵是一位多产的诗人，“文革”之前就已经出版了《江南曲》、《琴泉》、《竹矛》等20多本诗集。当年，严阵看了我的诗歌以后，给了我好多稿纸。那个时候的稿纸可不是现在的概念，搞到是非常不容易的。让我第一次感觉把自己的诗歌在方格子里面誊写清楚，带来的愉悦、神圣和庄严是无法形容的。

张万舒的《黄山松》，我背得烂熟。这诗是他的代表作。“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就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我们皖人就如黄山松之所以能够巍然耸立，“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正是因为它“挺的硬，扎的稳，站的高”。

回归

挑大梁的还是60后诗人

叙述者：吴少东

作为60后诗人，我经历了诗歌无比风光荣耀和现在逐渐寂寞的两个极端处境。上世纪80年代对于安徽的诗歌来说，也是个黄金年代。像走出去的简宁、叶匡政、本土的祝凤鸣、杨键、陈先发、包括我，都是在那个时代逐渐走上诗坛的。

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发展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人们呼唤诗歌艺术的回归，也渴望通过诗歌这种心灵化的艺术方式书写长期积压在内心的不满和梦想。这些呼唤和渴望交汇在一起，唤醒了几代诗人沉睡或者被压抑的心灵，于是形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热潮。安徽诗歌也差不多是这个状态。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诗坛比较混乱，人们对经济的追逐远超对文学的热爱。于是，有很多诗人都停止了写作，我也在内。有的人是因为“江郎才尽”，有的人是因为下海经商。直到现在，我们那批一些小有名气的诗人，都没有恢复写作。

从我个人来说，我已停止写诗十多年。到2010年才开始再次拿起创作的笔。那十多年的时间，我对诗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不读一切与诗有关的文章，只看些散文随笔和欧美小说。沉寂的时间里，对诗的追求没放弃。当看到当时一些诗放弃语言追求的现象时，包括口语诗。所以我要重新发声，展现诗歌创作的理念和抱负。

我们这类诗人为被称为“回归派”。其实能回归是件好事，最怕的是回不来，把“武功”废掉了。平心而论，目前在安徽诗坛上挑大梁的，还是我们这批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

我认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给当代诗歌带来了新的气象和美学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使安徽新诗的发展脉络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扭转。从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朦胧诗”，安徽的新诗在诗歌程式上，大致可以归结为一种有着内在的美学线索的现代诗。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崛起和成熟，中国新诗在线索和脉络上出现了一次非常显著的转向。

当然我们也很关注年轻诗人，比如许多余、红土他们，我很乐于为他们搭桥、铺路，帮扶他们。让安徽的诗歌不断地延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