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认为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仍给“烟草广告”留有空间，9日，中国疾控中心控烟专家、公共卫生领域学者共计41人，联名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全国人大在审议时再修改《广告法》中具体条款，全面而不是以“列举”方式部分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6月10日《新京报》）

年年喊控烟，岁岁控烟难。尽管《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已生效8年，但因为至今仍无一部专门的控烟法律，导致控烟之路举步维艰，全民吸烟率居高不下。特别是，时至今日，还看不到政府有关部门控烟的信心和决心，更看不到烟草企业在经营上的道德与诚信。可见，控烟专家、学者建议重修《广告法》，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仍然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必须正视的是，有关部门控烟不力，除了立法滞后、措施偏软、烟草文化根深蒂固、国人控烟意识不强、戒烟积极性不高等因素之外，更与监管部门对烟企的“溺爱”和放纵脱不了干系。特别是，只注重于控制消费者吸烟，而对烟草生产、销售环节疏于防控和管理。众所周知，烟草行业是支柱产业，是地方GDP中的“金字塔”，更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因此，烟草企业也成了地方政府的“财神”，享有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特赦权”和“优惠政策”，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之下，任何管理部门都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监管。

如此看来，地方盲目追求GDP，对烟草企业实行地方保护，是控烟难的症结所在。因此，要想控烟出实效，首先必须打破地方壁垒，宁可不要这高耗社会成本的GDP，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因此，修“广告法”不如立“控烟法”。尽早出台全国性的控烟法律，禁烟场所要具体，执法主体要明确，处罚措施要强化，处罚标准要量化，杜绝“罚了张三，却放了李四和王五”的不公现象，告别控烟立法的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