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在6月底前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正处于“胶着”状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讨论呈现泛化、散漫的趋势，有人要改某些课程的分值，有人要改考试科目，有人要学术与技术分类招生，也有人认为要改招生方式，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改课程。”

尽管最终方案秘不示人，多位接近高考改革决策层的权威人士均言之凿凿：“宏观路线不会有变，《决定》对此次高考改革的目标、重点，已经写得非常明确。”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方案出台日渐迫近。

高考怎么改

权威人士分析指出，本轮高考改革的关键词，将锁定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所谓分类考试，就是按照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把普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分开。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告诉记者：“我个人是赞成分类考试的，因为学生志趣不同、专长不一，比如有人善于理论思辨，愿意读本科深造，也有人擅长实践操作，愿意成为技术型人才，那么就没必要让他们参加统一考试，还不如把两类考试分开，减轻后者压力。”

所谓综合评价，就是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学好各门课程，克服文理偏科。

中国教育学会前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对记者解释说，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和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并参加等级性考试科目，以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潜能和学科特长，同时引导学生参加公益服务和社会实践等，最终实现健全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减轻考试竞争压力等目标。

所谓多元录取，其含义有二：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二是推行职业院校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学校依据学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成绩录取。

在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框架下，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具体举措都有望实施。

权威人士指出，遵循这一高考改革方略，本轮高考改革的亮点即在于：以招生制度改革为核心，协同推进考试制度改革和招生制度改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考试不是当前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招生录取才是。正是因为过去政府把考试改革作为高考改革的核心，才导致高考改革越改越糟糕，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在钟秉林看来，“在不取消高考的前提下，如果不动3+X框架的都好办，风险不大，像分类考试、自主招生、外语多考、语数科目文理不分科等都可以试，并不会影响高考的稳定性，但是要动3+X的框架就必须慎重，应试点先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郭法奇告诉记者，高考制度是中国社会和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推行的制度，之所以一直坚持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满足了人们普遍的价值需求，即考试对所有人都是公平和客观的、开放和公开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调公平竞争、强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却在漫长的时空后，因为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取向，给无数考生、家长带来难以言说的苦痛。

郭法奇说，尽管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思路，但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博弈中，素质教育步履维艰。

更残酷的是，应试教育逐渐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学生考高分上大学，不仅使自己受益，也使任课教师得到精神、物质的奖励，更使学校校长获得较好地位和更多利益，甚至还是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等的政绩。郭法奇评论道：“这种利益共同体，不仅实现了各自的利益诉求，也强化了利益共享机制。”

于是，置身高考赛道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用扎扎实实的应试教育“对策”，去应付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政策”。

然而，当高中的应试教育把升学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并将升学压力向下传导至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时，高考引发的教育“走形”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教育究竟为了什么？

高考为了什么

翻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规划纲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3个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

而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署名文章中，谈及考试招生制度时，顺序悄然调换，成为“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科学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

知情人士透露，在顺序调整的背后，反映了教育界对高考核心功能的认识冲突。换言之，高考的核心价值，究竟是科学选拔人才的“选人”，还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育人”，尚未在教育界达成共识。

谈及这一争论，一位教育领域的权威专家向记者毫不犹豫地给出他的选择：“选人”是高考的核心价值。

这位专家表示，考试招生制度尽管被附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但就其实质功能而言，还是为高等学校选拔合适学生的人才选拔制度。

同样面对“选人”还是“育人”的争论，另一位教育界资深专家对记者说，他的选择则是“育人”。

该资深专家认为，教育的真谛和目标应当是帮助人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进而自我实现，并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高考也不应例外。

耐人寻味的是，与教育界内部讨论多集中在“选人”、“育人”不同，社会对高考改革最为关注的，却是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也就是说，社会对高考维护公平的关心，远远高于其对人才选拔科学性或促进素质教育的关心。

从这个角度上讲，高考改革的最大困难，或许恰恰在于改革本身的目标和理想还不够清晰，社会共识还不够凝聚。

高考改革难在哪里

在不知“彼岸”何在的情况下，就要关注抵达“彼岸”的方式是架桥还是修路，不免困难重重。

更遑论，高考改革还必须直面社会“人才观”、“绩效观”整体落后的事实。

此外，社会期待改革“速成”的心态也为高考改革带来压力。

在钟秉林看来，社会广为诟病的办班热、辅导热、择校风、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

可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非一日之功。

钟秉林说，若经费充足、规划得当，高校的硬件条件可以很快改善；若学校重视、认真探索，高校的管理水平亦可迅速提高；但是，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优良办学传统等的形成，却需要几代师生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用钱堆砌。“这与公众期待改革速成，甚至一纸文件解决所有问题的心态反差颇大，特别需要留意。”

比社会心态期待改革“速成”危害更大的，是部分官员急功近利的“绩效观”。

钟秉林表示，高校办学要注重规模、结构、质量、效益、速度等的协调发展，这是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在现实中，仍然会有一些高校领导者，乃至地方政府官员急于追求个人“政绩”，把高校发展的重心落在动辄扩张规模、增加学费收入，而不是优化结构、提升质量，近看是给高校发展“添彩”，远看则是“添乱”。

同时，本次改革也面临利益诉求多元且难于协调的矛盾。

钟秉林说，教育决策的形成和改革举措的出台，往往伴随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也必定会触动某些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决策者和实施者不得不有所取舍，以求得妥协、平衡，但这往往招致各方的不满和非议。比如异地高考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关注子女的受教育权和考试权，户籍人口关注子女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受影响，地方政府关注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一些学者则关注高等教育的区域供求均衡等，种种诉求彼此冲撞，协调难度极大，远远超过教育部的权限范围。

而在储朝晖看来，高考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障碍，则是政府主导考试招生的主体地位并未改变。

储朝晖说，不少人习以为常地认为由教育部门制订、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再由教育部门实施高考改革方案，这项改革就完成了，这种改革也比较现实稳妥。但其实，不改变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主体地位，说到底还是行政治理的思路，而非法治的思维；它必然会因为单向的、强制的“天然缺陷”受到质疑，令诸多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剧。

但是，“让主导改革的人先拿自己开刀，又谈何容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