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图书馆启动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展，展出两万余册从日本回购的中方典籍。去年，北大方面筹资一亿多元，从日本回购了2万余册的“大仓藏书”。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对此评价称，这是100多年来，中国首次大批量回购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

这批涵盖经史子集的古籍，重新回到了中国，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孤本。

这些古籍“出国”时，虽然是在乱世的1917年，但也不是日本武力掠夺，而是中国藏书家董康因经济原因卖给日本藏书家大仓喜八郎的。现在北大图书馆从日本回购而来，是简单的市场行为。有一点却值得注意，大仓将这批古籍保存完好，形成“大仓藏书”；北大回购，却面临着公众更多的期待：一是北大只能比日本大仓保护得更好；二是不能将这些中华典籍(包括朝鲜古籍)变成“私藏禁脔”，也要发挥更为广泛的公共效应——如给学界提供更多学术研究之便，如开放展览让普通公众一饱眼福。

治世收藏，本是文化盛事。但揆诸现实，无论个人还是机构，文物收藏的文化内涵却被现在或将来的市场功利所覆盖。人们评价文物的价值标准，是能拍出多少价值。人们热衷于对天价文物的追捧，由此对文物有难以抑制的占有欲。只要文物为我所有，秘而藏之，就能藏出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价值。正是如此，文物在异化，不是赝品丛生，就是喧嚣浮躁的大众收藏文化，甚至鼓励盗墓文化，并催生考古学的心浮气躁，使专业和科学沦为市场化的道具。

让中华古籍都回到中华大地不现实。但包括北大在内的古籍收藏机构，在保护好古籍的同时，更应让古籍对接地气和民气，让古籍“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