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幕后,参与机密，身携一壶酒，胸怀万卷书，宦海沉浮任漂流。

师爷，大抵如此。

师爷制度兴盛明、清，主官对他们尊为上宾，称为“老夫子”，待以师礼，而官府内胥吏、仆役则尊称他们为“师老爷”，“师爷”之名遂由此而来。古代将帅出征，以幕为府，其佐治人员则统称幕僚。师爷，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称谓。

他们身处权力中心，虽非官非吏，却左右着权力的运作起伏， 他们是幕主的亲信、智囊、私人助理，幕主将他们倚为左右手，委以重任，不可或离。他们非官非吏，不占政府的编制和财政支出，是一支编外队伍，却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帮派势力；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官职，却是各级官衙中的二号人物，有时连“一号首长”也忌惮三分。

一句话，为官一方，离不开师爷相伴左右。

师爷和官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然而，八股出身并无多少管理经验的新任官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得倚重师爷的才智，必须对师爷有所忌惮。因此，当时官员设宴，师爷不到场不准举筷子就成了一种习俗，以至于每逢年节总是官员先上师爷居室拜年，师爷随后予以回礼。

官场的师爷，当然也有皖派的份。当然，本期说的几位师爷的故事，只是选择了部分：历史上首次出现“幕宾”之说，就是怀远人桓温造就的。而我们最熟悉的名人，当属清代的李鸿章，他居然当了10年的师爷。在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天下第一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

1 桓温造就“幕宾”之说

东晋时期，权臣桓温独揽军政大权，还有心废黜皇室，自己当皇帝。他手下有名参军（官职），名叫郗超，精明强干。

郗超是东晋开国功臣郗鉴之孙，书圣王羲之的夫人是他的亲姑姑。郗超入桓温幕府后，桓温对他“倾意礼待”，郗超亦“深自结纳”，两人很快结为同党。而且，郗超是第一个劝桓温“定废立大计”的人，所以深得信任。

宁康元年二月，大司马桓温带兵入朝。为了掌握兵权，控制上游，桓温任命郗超为中书侍郎，坐镇朝廷，自己则带兵返回白石。郗超此时虽然名义上成了皇帝的秘书，实际上是桓温有意安插在朝中的一个钉子，以便把持朝政。

桓温临走之前，和郗超商议削除一些朝廷大臣，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在把废徙名单和相关文书的条款拟定之后，桓温叫当朝宰相谢安、王坦之进来，把准备好的文书丢给他们看，郗超则躲在帷幕之内。

谢安没有开口说什么，王坦之把文书还给桓温之后，也只是说了两个字：“多了。”桓温取过笔来，想从中减掉几个，躲在帷幕中的郗超便偷偷地跟桓温说起话来，显然是向桓温提出具体建议。谢安于是含笑地说：“郗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入幕之宾了。”

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幕宾”之说。

自此以后，不仅桓温威振朝廷，而且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里的人也都害怕和郗超打交道，一时朝廷大臣如谢安等，均畏其权势。连简文帝司马昱对郗超也是敬畏三分，他常常害怕自己被废黜。

2 戴震应聘幕僚修地方志

徽州的大学者戴震是从做幕僚开始其仕宦生涯的。

当时，戴震对朱熹理学由早年的敬崇到怀疑，进而拿起批判的武器，被当地豪强显贵视为异端，初以侵占戴氏祖坟加以凌辱，继而又想借文字狱加害于戴震，迫使戴震于32岁那年“避仇入都”，先后在北京、扬州等地过了10年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

戴震以其渊博的学识，与当时在京的著名学者如纪昀、钱大昕、朱筠等人交往频繁，得到他们的推崇。据其弟子段玉裁记，戴震在京 “名公卿争相交焉”，至使“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

戴震与朱筠的弟弟朱珪交情不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夏天，朱珪当时为山西布政使，戴震和段玉裁曾一同应招前往，段玉裁主讲寿阳书院，戴震为朱珪署中幕僚，主修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

这一年，也正是戴震第三次考进士不第，但他似乎并不介意。

修汾州志，困难极大，虽然明万历年间修过，但多半散失不能用。乾隆年间，汾州府太守孙越薪刚由滇南调任至此，便有感于距明万历年间的汾州知府王道一纂修府志，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一直无赓续重修者，便招集一批人重修，但以汾州的地名而言，其分野始自禹贡，属冀州，后来因沿革不一，或称西河、或称南朔、或称介州、或称汾阳。这样连修史对象的基本范围也发生了问题。

戴震以幕僚的身份，接到这个任务后，逐条逐项详细审核旧志并进行实地考察，仅沿革一栏，就辨正错误6处。以往修志，山川之属往往散列，且点缀以嬉游胜景。戴震则不然，他采用以水统川的办法，遍及泽泊、堤堰、井泉，并详细记录自古以来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通之事，集形势、风气、农政、水利于一体。在修志中，戴震还详载赋税，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政之大体，民之利病所系”。

戴震史学观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修志见解中。他曾说：“志之首，沿革也。”主张修志首重地理沿革。他在修志中重视对地理沿革进行考辨，实际上是他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所形成的史学思想在方志修撰中的折光，也恰恰成了他史学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他还特别重视图表的作用，认为以图表见山川河流分布，使人一目了然。段玉裁曾亲眼看见他“用裴秀法”绘制地图。

3 幕府高手的权谋之术

李鸿章少年高第，24岁成为当时安徽省最年轻的进士。在咸丰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也深知他才高气盛，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当时，咸丰皇帝老师翁心存的儿子翁同书，出任安徽巡抚，因为处置不当激起民变，又在城破之前弃城而走，有失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决定管管这事。但这个奏章不好写，曾国藩先是让幕府中的文章高手起草，写后拿过来一看，发现不成。于是曾国藩亲自上阵，写了一遍又一遍，却总是写不明白，最后万般无奈，只好把李鸿章叫过来写。

李鸿章拿起笔来，写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此言一出，正气凛然，又暗含了隐隐的杀机，不但让咸丰皇帝无法徇私庇护，还抢先一步堵住了所有官员的嘴，让他们不敢替翁同书说情。

此折上奏，翁同书即刻被朝廷拿问，先定为斩监候，后被减免，发配新疆，老死戍所。

这是权谋高手李鸿章首次出手，以一介小小的幕僚，不过是只言片语，就终结了最尊贵的帝师之子的仕途乃至生命，李鸿章的老辣权谋之术，由此可见一斑。

4 晚年生活所迫当学幕

桐城派三大家之一的刘大魁，晚年还到湖北、浙江、山西等地当过师爷。

雍正三年(1725年)，27岁的刘大魁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然而，尽管他的诗文受到了京城众多学人的赏识，但他仍然在这次乡试中落第了。失望的刘大魁觉得自己无脸回去见江东父老，便留在了京城，师从时任武英殿总裁的同乡方苞。

可一直期望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刘大魁，最终还是与仕途擦肩而过。

此时的刘大魁已年过半百，为生活所迫，他相继到浙江、湖北和山西等地为学幕，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年逾花甲的刘大魁被黟县的县官看中，请其出任该县教谕，刘大魁一干就是5年，直到69岁时才辞任。在黟县的这段时间里，他结交了一大批名重一时的学者文人，他们时常对酒当歌，谈古论今，正如刘大魁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刘大魁从应聘的歙县问政书院辞任归乡，在家乡讲学授徒。他的生活每况愈下，甚至到了靠吃蔬菜充饥、靠别人赠米为生的地步。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月，刘大魁在贫困交加中悄然离开人世，死后葬于桐城东乡的梅子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