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整天为工作焦虑、苦恼到“很想跳楼”的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开始构思一部与现代都市生活相关的漫画作品。他构想里的人物是一群“病人”：一对烦恼的夫妻“焦虑二人组”， 全身贴满创可贴、身心都容易受伤的“OK绷人”， 用铁链都拴不住的购物狂“狂买症”，以及每天为各种理由而自杀的“自杀三兄弟”。11年后，这部名为《大家都有病》的漫画集结出版，扉页上有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那颗受伤的心病了？还是这整个时代病了？”

有趣的是，近几年来，“大家都有病”正在成为中国当下都市人群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人自嘲“神经病”，抱怨自己的“拖延症”和“购物癖”。

纠结病、厌世病、公主病、“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之选择性缄默症”、“语言学习狂热症”甚至“甜点无免疫力症”。越来越多奇怪的“病症”被发现或者被命名。它们的背后是这个时代所有人无法抵抗的巨大的焦虑。

“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2009年，Pole(网名)在网上闲逛，偶然发现了几个帖子，里面介绍了一本叫做《战胜拖拉》的书，以及楼主与“拖拉”作斗争的经验。帖子隶属于一个豆瓣小组，它的名称是“我们都是拖延症”。

这是Pole第一次听说“拖延症”这个词。她正好连续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司法考试，并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拖延行为。“都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准备而最后基本裸考，”她这样回忆。“拖延症”这个新鲜的名词让她大为激动。“哎哟喂，说的就是我啊！” 她想，“我这是病啊！我找到组织了！”

在“我们都是拖延症”管理员“高地清风”看来，绝大多数拖延症“病友”都是像Pole这样发现“组织”的。

而除了拖延症外，更多的“病症小组”开始在豆瓣网上发酵。2006年起，“抓狂症候群”、“Reiteration (我有重复症)”、“间歇性心理低潮症”、“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等小组相继建立，类似的小组还包括“外向孤独症”、“密集物体恐惧症”、“被害妄想症”、“单曲循环症”、“出行恐慌症”等等。此外，豆瓣还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的拖延症小组。

实际上，上述绝大多数病症都不属于心理疾病的诊断治疗范畴。“高地清风”认为，“拖延症”就是一个网络词汇，“是中文网民的创造”，它火起来的原因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深深共鸣”。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拖延症：“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他们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

2005年，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开始在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做心理咨询师。中心刚刚成立，学生来访者便络绎不绝。

“我很懒，没有意志力”，一些学生说。另一些人的问题是“事情都被我拖到最后一刻”，或者“制订了很多减肥计划，但是就忍不住要吃，怎么办？”

李松蔚刚开始有一些困扰——意志力障碍、学习不努力、拖延等状况根本达不到心理诊断标准。

就在那一年7月，一个男学生从北大33号宿舍楼的5楼阳台纵身跳下，成为该校当年第三名跳楼自杀者，此事轰动一时。因此，北大才成立了这个免费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

李松蔚曾接待过一个毕业生小丁(化名)，她一开始的需求竟然只是想做完自己的简历——她的问题是，光是做简历就拖延了一年。

“我不想做简历。一开始做，我就会想到自己这几年过得很失败，没有给自己打下什么资本，”小丁很痛苦地说，“简历没有什么亮点，用人单位会怎么看我？”

李松蔚意识到，表面上小丁只是想做一份好简历，但更核心的成因是小丁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前途深深忧虑。

在北大，李松蔚正在接见越来越多类似的来访者。他们的困扰大多与学业拖延有关，还包括形形色色的选择障碍——很多学生在出国、工作或者户口和高工资之间摇摆不定。更多学生的病症是混在一起的，导致程度不同的焦虑。

李松蔚有时会跟同事们交流这些“症状”。私底下，他们把大一、大二学生戏称为高四、高五。“因为他们真的太像高中生了，”李松蔚告诉记者，“特别紧张、特别刻板、喜欢制订计划。”他们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非常在乎的一个主题是“我该怎么样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心态跟他们的前辈们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毕业生似乎没那么早熟，但有底气，也会更专注于“今天”而非“未来”。

“疯狂的焦虑心理”

2012年5月，杨澜在她主持的《天下女人》里做了一期拖延症专题，她在其中说：“最近我们发现，拖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病、一个社会病。”

媒体对其他“病症”也愈发热衷，比如从几年前就开始报道的“囤积症”“社交恐惧症”和“选择焦虑症”。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体对这些词语的传播加深了很多人的担心和焦虑。心理咨询师师晓霞经常接待一些社会上的来访者，她发现，很多人的来访都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他们状况并不严重，但都会事先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曾经有一个来访者一进门就称自己是“强迫症”，但说来说去，无非是关门时要关两三次，出门时要看几次窗户、煤气是否关好。

“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有，”她让来访者不要先给自己“扣帽子”，“真正的强迫症是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强迫自己洗手直到脱皮，严重的必须吃药、住院。”

还有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走进心理咨询中心。“大家都会上网，然后来心理咨询中心求证一下：‘我的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病啊’，”师晓霞告诉记者。在她看来，在上世纪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后，很多家长一直有“疯狂的焦虑心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家长都担心得不得了。”

更有一些来访者表面上失眠、脾气暴躁，但深谈之后，师晓霞发现他们其实是害怕结婚——房怎么办？车号怎么办？两个背景不同的家庭如何融入？生孩子后两家人谁来带？

“他们身边的问题人群太多，引发了婚前焦虑。这相当普遍，”师晓霞说，“整个时代就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恨不得人人焦虑。”

一个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

2012年，大一新生吴天(化名)找到师晓霞，一进门就号啕大哭。“老师你知道吗，我下周就要考托福，现在一页书都没看。”

经过深入了解，师晓霞发现她的一些其他问题，譬如选择焦虑。家里人对她期望很大，想让她出国，但她十分犹豫，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她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囤积症：她所有的电子照片、信息都不舍得删，此外还经常翻来覆去地归档整理，一整理就是一整天。这让她非常痛苦。

“这都源于她对未来、对家庭的不安全感。”师晓霞说。

如今，很多心理症状都跟整个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有的人只要看到QQ群里有人上传文档、电子书或其他资料，就会不停下载。信息堆得越来越多，但他们也不见得会去看。“他们其实是觉得自己不安全，怕自己在信息时代落后了。”师晓霞说。

近两年发展的显著标志是物质的丰富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李松蔚形容，选择太多是一种折磨，就好像“自助餐吃到最后很痛苦”。

“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也觉得从零几年开始，整个人的心态都变了。很慌，社会好像在不停变、不停发展，自己好像稍不注意就会被抛开。”李松蔚告诉记者。

他近来发现，二三线城市的人似乎也愈发焦虑了——也许微信、电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小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那里的人们也非常近距离地接触到一线城市人群的感受。比如愁堵车，想出国旅游，买iPhone5；想把孩子送到一线都市；大量出现的婴儿游泳馆、早教中心、国际学校，愈发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

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心理学家弗洛姆曾有一个著名观点：安全和自由不可兼得。过去的时代是安全、但不自由的时代——可选择的东西太少，人们心安理得；而现在的时代是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把这个理论放到目前的“重症时代”来看，似乎更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