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在长达3.8米的“人在证(征)途”画卷上，列出了中国人一生中的103种证件。他带的另一张图，则将103种证件分为六类。他指出，办这些证件需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个处室、中心、支队和所审批，盖100多个章，并需缴费。（2月20日《南京日报》）

办证“万里长征图”和“人在证途”从一开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折腾人，后者是为难人。人们对办证难早已深恶痛绝，但对于人一生要办至少103个证件是否有存在必要却从来没有质疑。曹委员这份提案，基于现实，落于民意，直指制度沉疴，分量很重，受到民意普遍点赞自是必然。

证件过多过滥，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比如随着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缺陷，比如各自为阵造成的信息孤岛等等，可以说，制度性歧视以及地方行政管理壁垒，是政府服务效率低、改革活力难以持续释放的症结所在。换言之，要让政府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就必须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不断下放权力，回归政府本位。

显见的问题是，证件统一是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顶层设计和多个职能归类，这不是广州一己之力所能办到。因而，要解决这个现实困境，还需要国家层面，能在相关政策和技术方面提供支持，进一步简政放权，重组机构，让广州先行试验实践，摸着石头过河，逐项推进，逐步推广。

同时，必须意识到，“一证行天下”多少有些“乌托邦”，并不见得能一步到位。比如身份证、退休证、老人证等同类项可以“合多为一”，但六个“类”却不见得也能随意糅合。强制合并既可能违背科学性，也可能带来操作、管理的难度。民心工程等不得也拖不得，但需要积极稳妥，不留瑕疵，切不可矫枉过正，犯急躁冒进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