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先后追随曾国藩和李鸿章

少长，受知于曾文正公，文益宏肆高洁。以同治甲子举于乡，明年成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公督两江，奏调至金陵，移督直隶，随调至北，补深州直隶州知州。连丁外内艰，服除，署天津知府，补冀州。所至有迹。先生既师事曾公，与闻大谋，参章奏。曾公薨，李文忠公继督直隶，尤倚重焉。初在官，凡有请必得。任冀州八年，方叙迁，一旦投劾去，李公留之，不可，则处以宾师，聘为莲池书院山长。机要疏牍，必就咨视章，自是十余年不离直隶，遂与李公相始终。

——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

这是一段关于吴汝纶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的经历。

吴汝纶跻身官场，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但他没有实履此职，而是做了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又奉旨“剿捻”，后又回任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期间吴汝纶皆随其身边，因耳濡目染，对官场之事也逐步有所熟悉。

曾国藩一直努力为吴汝纶日后的出路铺排，然而，正当吴汝纶候补期间，发生了天津教案，案事未结，就有曾国藩回任两江、改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人事变动。

曾国藩原本打算让他跟随南下，吴汝纶自己也有相随的准备，而李鸿章却认为，吴汝纶不便调往他处。

吴汝纶虽被留在直隶，但他还是先陪侍曾国藩南下，顺便回乡。同年六月，吴汝纶任深州知州，正式成为李鸿章属下的地方官员，而曾国藩则在第二年春天去世。

吴汝纶在深州任不到两年，因父去世，遂去官守制，期间任江苏巡抚张树声幕僚，光绪二年仲秋入李鸿章幕。

后来，吴汝纶任冀州知州，并在此任时间最长，直到光绪十五年正式卸任，赴任莲池书院山长的教职。究其主要经历，他做幕僚主要是在曾国藩门下，在李鸿章、张树声幕中的时间皆不长，而做地方官主要是在李鸿章属下。

偶然成为“李鸿章的大管家”

平生持躬艰苦，治家以礼，虽遭艰困，不肯乞贷于人。教子弟严而有法，性慷慨，好善谋忠，友信乡里……推恩封为光禄大夫，妣皆为一品太夫人……修德获报不及其身，必及其子孙……

——李鸿章《皇清诰赠光禄大夫国学生周光德墓志铭》

在李鸿章给周馥的父亲周光德撰写的墓志铭可知，东至人周光德一生虽不及禄，但其子官运亨通。其中，周馥直至花翎头品顶戴，署直隶布政使，直隶按察使。周馥大儿子周学海，二儿子周学铭都是先后中举，成为壬辰进士。

周家是安徽著名的望族。周馥年少时即聪颖过人，且又写一手好字。咸丰年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建德亦成战场，周家仅有的一点家业都毁于战火之中。于是周馥投笔从戎，离家出走，寻求生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馥被李鸿章赏识。

1862年，曾国藩打下安庆之后，曾经在辕门外放置了一个木匦——也就是意见箱，允许军民人等“投书言事”。周馥有一个朋友想提意见，就请周馥代写了一份意见书，曾国藩接到这封投书后，对其文采大为赞赏，对李鸿章说希望能把这个人找来，招募到新组建的淮军军营当一名文书。

不久，周馥书写的文书传递到李鸿章手中，李鸿章如同伯乐发现了千里马，当即召见周馥。周馥被李鸿章“招往办文案”，提拔为巡抚大营总文案，从此时来运转，亦步亦趋地跟着李鸿章走上仕途。他协助李鸿章拓展洋务三十余年，成为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被人们称为“李鸿章的大管家”。

1880年，袁世凯在参加乡试落第后北上北京准备谋事做，幸遇已是翰林的徐世昌，徐世昌资助袁世凯南下广东潮州，投奔父辈之交周馥——当时是潮州知事兼办潮州海关。

周馥让袁世凯做了一名记室，就是文秘工作，整理档案，有点机械、枯燥。周馥发现袁世凯是一个头脑灵活、胸有大志的人才，于是亲自写信向李鸿章推荐袁世凯，但袁世凯怀揣着周馥的推荐信并没有直接去找李鸿章，而是先去了上海又转去了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盟兄吴长庆，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故，后周馥暂接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1月21日，袁世凯携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离开济南北上，26日抵达高阳。同日，署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带总督官印也到达高阳。第二天，举行了隆重的接印仪式。袁世凯成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继袁世凯之后出任山东巡抚，有意思的是袁世凯与周馥的位置对调了一下，各自的命运也就从此改变。

施闰章曾取蒲松龄为秀才第一

公知名海内者垂四十年。

——汤斌《愚山施公墓志铭》

在蒲松龄聊斋名篇《胭脂》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县令把鄂生断成杀人犯,知府吴南岱聪明地断明了鄂生之冤,又武断地把秀才宿介断成凶手；学使施闰章采用心理战让真正的凶犯毛大露出原形。

这个施闰章是真名实姓，曾取蒲松龄为秀才第一。他是安徽宣城人,顺治进士,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皆当世理学名家。其父在施童年时去世；其叔施誉学识渊博,世称砥园先生。施闰章自幼即在叔父教养之下发愤读书,孜孜不倦。后朝廷选学使,他参加御试,名列榜首,于是,39岁的施闰章擢调山东学政按察司签事。

施闰章是清初杰出的文学家，这就是汤斌在《愚山施公墓志铭》中所说的那句话中可知一二。

施闰章在地方主试中不受请托,惟才是举,博得世人赞佩。五年后,施迁江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湖西道。他勤于吏政,关心民间疾苦,遇疑狱反复推求,常至夜稍怠。又于暇日修景贤、白鹭洲两书院；集士子亲自讲学,大兴学风。不久,因裁并监司而去职返乡,湖西“父老夹道焚香泣送数十里”,他作《别湖西父老》三绝句以谢。封建时代的官吏能得到人民如此厚爱,难能可贵。从此,施闰章乡居10年,朝廷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复转侍读。终积劳成疾而逝。

施闰章另赴高就后,蒲松龄屡就乡试不中,回想起施闰章对他的提携之恩,就更加感激施闰章对他的垂青。于是,蒲松龄就借《胭脂》这个故事,大张旗鼓地夸赞施闰章的“爱才护才”。

在《胭脂》附则中,蒲松龄直接出来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仰,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然而,自施闰章离山东后,不仅二人并无见面机会,而且康熙十八年《聊斋》大体成稿,只在小范围内传播。四年后,施闰章溘然仙逝,很可能生前并未能一睹学生终其一生的成果。

张廷玉慎密周详的“保身之术”

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慎密周详，略可想见也。

——汪由敦《张廷玉墓志铭》

这是张廷玉的学生汪由敦所说，其意思就是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慎密周详。

学生在墓志铭里所说的，大概也是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上记载的事迹来看，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

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史称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和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慎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安享尊荣数十年。在父亲的启示下，张廷玉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

因为张廷玉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亲人谋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得知后大惊，跪地赎罪，要求降级，并说了一番话大致意思是，：“天下人才众多，三年才轮到一次殿试，许多人都希望登榜高中。我现在已经身居高位了，如今我的儿子如果再占了这个位置，那就挤塞了天下寒士的进阶之位，心里实在觉得不安。”雍正听了，深受感动，就同意了张廷玉的要求，把他的儿子降为三甲第一名。

张廷玉一生最突出的特点是周密小心，不图虚名，所以在死后才配享太庙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