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陈独秀

乡间大院度最后岁月

在四川的乡间鹤山坪石墙院，陈独秀度过了生命的最后4年。

在他坐了蒋介石的五年牢之后，因抗战爆发而出狱。辗转来到重庆，遇到了老友邓仲纯，获邀前去老友处居住。陈独秀在交谈中了解到江津比重庆凉爽、日机空袭少、生活费用便宜，加上邓仲纯是医生，便与家人商量，都同意去江津居住。

粗心的陈独秀在重庆动身前未向邓仲纯捎个信，被邓太太挡在了门外。浙江桐城人方孝远听闻后赶来，陈独秀便住进了方家。可当时正值立秋后，酷暑未减。高血压时而发作的陈独秀，感到方家的木板房散热不佳，托方孝远在东门临江的郭家公馆租下底楼房屋两间。

不久，邓仲纯用积蓄在江津城内黄荆街租房开办“延年医院”。1938年冬迁入新居的邓仲纯，目睹年迈体弱、落泊潦倒的陈独秀居无定所，出于同情，也出于歉意与内疚，终于做通了太太的工作，想把陈独秀夫妇接来住。陈独秀坚辞不往，后来见邓仲纯确实发自内心、出于真诚，邓夫人也主动前来赔礼，便搬进“延年医院”后院。屋室宽大，通风采光良好，陈独秀把在老家的嗣母谢氏、在重庆的儿子儿媳接来同住。

寄人篱下的陈独秀，感到说话、做事都得看邓太太的脸色很苦恼，更有那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污言秽语不时冲进半聋不聋的耳朵里，很难受。陈独秀劝慰潘兰珍忍气吞声地苦挨到夏初，邓太太终于点燃“战火”，双方唇枪舌战地对骂一阵。实无以忍耐寄人篱下度日的陈独秀，愤然择房另居。

陈独秀从邓宅搬出住进栈房。此时的江津要租到几间房子谈何容易，天天奔波的潘兰珍总是无功而返。愁眉不展之时，邓蟾秋来看望。他十分同情陈独秀的遭遇。欣然把自己刚落成的“康庄”别墅借给陈独秀暂住。

一日，陈独秀去石桥镇寄信。返家途中在旧书摊购得一本线装《皇清经典》，作者是杨鲁承，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

隔日，陈独秀与邓蟾秋谈及《皇清经典》。邓蟾秋说：“杨鲁承写过不少书，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出版就死了。”饶有兴趣的陈独秀问：“他家有些什么人?”同坐的邓蟾秋的侄儿邓燮康说：“只有儿媳妇杨彭氏主持家务，孙子杨庆余，由于家道衰败，没有读多少书，人年轻……”陈独秀兴奋地抢下话头说：“我见过他孙子，这本《皇清经典》就是从他手里买的。若能同他谈谈更好!”

不几日，邓燮康约杨庆余来到陈独秀住所。陈独秀开门见山问：“你祖父的书稿是些什么内容?”“有《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典〉》、《群经大义》、《杨氏·林》、《龙溪日记》等。”杨庆余如数家珍地回答，又介绍了鹤山坪的情况。陈独秀深感住到鹤山坪，有利调养病体，还可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静下心来了却杨家夙愿，完成自己的著述。

7月初，邓燮康雇了轿子和挑夫，护送陈独秀夫妇去鹤山坪，住进当地大户施怀清家里。稍事休息，陈独秀就去相距两华里的石墙院——杨鲁承故居翻阅书稿，还带些回来细看。在这里，陈独秀心情舒畅，病势也和缓。

杨庆余目睹陈独秀为整理祖父的遗稿，三天两回日晒雨淋的奔走，深感不安。他再三恳求陈独秀住到他家里去。中秋后，陈独秀住进了石墙院。

陈独秀落脚在石墙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

石墙院为三进，中间以天井隔开，这天井大约200平米，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陈独秀就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米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开着半个“厅”，仅容一桌两凳，是陈独秀吃饭的地方，院的右侧两大间，大门有一大排隔栅，是陈独秀写作和会客的地方，小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花坛，中间有玉兰一株，为陈独秀所植。

4 张恨水

稿酬买下四合院

张恨水是安徽潜山人，在他人生的72个年轮里，却有40多年工作、居住在北京(除抗战约九年时间在南京、重庆等地)，在这40多年中，又有21年先后居住在西城区的砖塔胡同，其中在砖塔胡同居住时间最长，约16年，直至逝世。

“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后，他因在北平参加人民抗日动员集会而被拘上囚车。后因以小说呼吁抗日，曾受到日伪黑名单的威胁，被迫出走南京。1946年2月，张恨水所在的《新民报》由南京迁北平。张恨水购下北沟沿胡同甲23号一处四进四合院。据张恨水之女张明明所写《在北平过第一个年》一文记叙：“父亲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到达北平，在西城买了一所四进院子的大房子，共有三十来间屋。”张恨水之子张伍在《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中院为张恨水的书房和会客厅，“院子里的树木多，每进院子都有树”。

张恨水的稿费据说在当时作家中是最高的，因为他除了报馆的固定工作，所写小说稿酬亦颇高，除先生在报纸连载(最多时同时给六七家报写小说)，又结集出书，并且反复再版，仅《啼笑因缘》即再版20余次。

当时，《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为新居送了一套高档家具，张恨水自己又用稿酬购置了一些红木家具。

本来，张恨水以为工作稳定，又有稿费收入，一家十几口可以在此安居。不料，解放前夕，张恨水存于大中银行的全部积蓄10两黄金，被经理王某卷逃，被迫卖掉北沟沿胡同寓所。

1951年，全家搬入西四砖塔胡同西43号一座一进四合院，直到1967年张恨水因脑溢血病逝，他一直居住在这里。

张恨水刚搬进时，曾写了一篇《黑巷行》描述这个小胡同的景象：“出我的家门，黑的走上门前大路，上闹市，又要穿过一条笔直长远的大胡同，胡同里是更黑，我扶手杖，手杖也扶着我。胡同里是土地，有些车辙和干坑，若没有手杖探索着，这路就不好走。在西头遥远地望着末头，一丛火光，遥知那是大街。可是面前漆黑，又加上几丛黑森森的大树。有些人家门前的街树，赛过王氏三槐，一排五六棵，挤上了胡同中心，添加阴森之气。”

43号的门牌上世纪50年代后改为95号。2001年家人将这所宅院出售。

5 张兆和

租个小院当婚房

1933年，文学家沈从文与安徽人张兆和在北京结婚，也没有买房，他们是在北京西山旅馆办的婚礼，婚后租了一所小院。

关于那所小院，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写的信里描述过：“大门有一屏风，院子中有一大槐树，一大枣树。院子虽小，因为还系长形，散步尚好。又有一更小院子，可晾衣裳。”家具摆设就更简单了：“堂屋中除吃饭用小花梨木方桌之外，只是四张有八条腿的凳子，一个长条子案桌，一个茶几。卧房中只一床，一红木写字台，一茶几，一朱红书架。”

并不是沈从文买不起房子，他结婚的时候已经是著名作家，而且还在教育部工作，妻子张兆和则在北大教书，两口子收入虽然比不上达官显贵和富商大贾，比工薪阶层还是高得多的。

早在婚前，沈从文就雇了一个保姆，张兆和又从青岛老家雇了一个厨师，这保姆和厨师专门侍候夫妻两人。

再说一件张兆和夫妇和房子的轶事：作家萧乾的第一个文学师傅是沈从文。1972年，沈从文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不久，萧乾去看他，见他一人住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房子，而夫人和孩子则住在小羊宜宾胡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就想通过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青年朋友，找到历史博物馆的领导，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

后来没办成。萧乾很觉过意不去，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沈夫人张兆和。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萧乾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

有一天在路上，两人偶然相遇，萧乾还想解释，不想沈从文劈头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萧乾哑然，呆立良久，惊愕不已。

沈从文当年居住的破旧房子还一直是巴金的牵挂。他曾出面向上级汇报情况，希望能改善老朋友的住房。1985年，巴老终于来到沈从文的新居看望：“当巴老准备离去之时，当时已经有些中风的沈从文拖着病腿坚持要将巴老送到电梯口。（作家吴泰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