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红二代”再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时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变为今天的“红二代”。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而行。与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同辈人不一样，更多的则泯然于平民。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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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意志

徐海东大将的女儿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

在徐文惠看来，即使历经磨难，红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

对于陈人康而言父亲更像是个上级，小时候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文革”时，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敢说一句话，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渗透到这个家庭的肌理，陈人康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本质上是国家之子。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识。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他举例说，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与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关系，不少“红二代”正是那个年代的闯将。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当时的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凭着特殊的身份和从小培养的良好组织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并在随后担任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晓、黄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米鹤都形容说：“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2009年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周海滨发现，正是由于时代筛选下的现实机遇，使“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

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滨记得，很多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帮忙介绍我亲戚去电视台实习呀？”

陈人康也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学校上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子弟。

如今，同学们老了。陈人康数了数，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岗，还有的在传达室看门。

周海滨曾拜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这位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养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苏联，历经卫国战争，甚至因父亲反对，结束了与外国爱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也因父亲的意见，结束了原有的婚姻。

在周海滨看来，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则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状态也代表了一个群体。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则更是被关押审查多年，妻子离开了他，转业无法回到广州，国营单位也拒绝接收他。

“何必强求呢”

使命感与生俱来，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2012年6月，胡木英参与了一个“口述党史”的访谈，驳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乔木之手”的传闻，称要“维护毛主席的名誉”。

延安儿女联谊会则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发声，建议宪法中增加惩罚汉奸的条款、建议国家加大足坛反赌打黑力度，抗议日本人在黑龙江方正县修碑……

群体内部也闹矛盾。李晓津回忆，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

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更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碰撞不仅仅存在于较普通群体内，同样会发生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群。陈小鲁在2013年10月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诉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陈小鲁不像话”！

11月初，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对媒体，否认了曾传播一时的“孔丹秦晓争吵事件”。但他同时承认，确实与秦晓出现了观念的分歧，有时甚至冲突。此前，两人在“信仰”和“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

这些年，彭真的儿子傅洋也常会感触于同辈人之间的论争。他早就不太喜欢参加“红二代”聚会。如果参加，他总是默默吃饭，吃完就走了。

不要诉革命的苦

周海滨回忆，2009年是采访红二代们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众多，老人们有迫切的欲望出来讲话。

“他们不希望被遗忘。”周海滨说。他们是“国家之子”，但步入现实，却发觉父辈所遗留的话语力量逐渐减弱，自己也逐渐脱节于时代。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这样述说自己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个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

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往回看”

胡木英的父亲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如今，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则被视作了“红二代”的精神领袖。

2013年2月，联谊会举办了一场新春团拜会，胡木英在会上的发言广为流传：“我们不能沉湎在父辈光环里……在贪污腐败等社会毒瘤到处可见的时候，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不能！”

胡木英今年72岁，她一直试图留存往日革命的荣耀——她组织聚会，拍纪录片，办红色画展，敦促更多的红二代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罗箭重走长征路，穿越11个省110多个县，一路见闻也让老人惊讶：多少年过去，老区还是那么穷。

这让罗箭心里愧疚，他和同伴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和100座图书馆，“我想为父辈还债”。

老人们还经常痛斥某地搞红色旅游：“怎么拿革命来搞商业？”一些将军后代则对抗日剧表示愤怒，“全是胡编乱造！”

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在胡木英看来，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行动”。解决方案呢？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往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