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刑拘”一事备受关注。记者的职务行为是否适用“损害商业信誉罪”、是否可以越过其单位直接对本人进行拘捕等问题引发热议。对此，中国记协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新快报》22日已将此事告知中国记协，中国记协随后从湖南、广东两地宣传部门了解了相关情况，并已介入调查。

目前，中国记协已与公安部联系，要求确保记者人身安全和依法公正处理。 综合新华社

长沙警方 被刑拘记者存在捏造事实情形

23日上午，长沙市公安局表示，之所以刑拘《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是因为经调查，从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该报及其记者陈永洲等人在未到中联重科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实的情况下，捏造虚假事实，通过其媒体平台发表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共18篇，其中陈永洲署名的文章14篇。2013年6月，中联重科曾就此事专门派员前往新快报社进行沟通，要求其到中联重科进行实地调查和了解真实情况，停止捏造、污蔑和诋毁行为。但新快报社及陈永洲不顾中联重科的要求，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

长沙市公安局认定，陈永洲捏造的涉及中联重科的主要事实有三项：一是捏造中联重科的管理层收购旗下优质资产进行利益输送，造成国资流失，私有化。二是捏造中联重科一年花掉广告费5.13亿，搞“畸形营销”。三是捏造和污蔑中联重科销售和财务造假。在报道过程中，陈永洲没有具体依据，也未向相关监管、审计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咨询，只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经市公安局执法监督支队审核，认定嫌疑人陈永洲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给中联重科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于10月19日批准对犯罪嫌疑人陈永洲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中联重科 记者进行报道没有直接采访

23日中午，记者联系上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杜峰。他表示，《新快报》与中联重科的纠纷，源于“对方对我们长期的严重失实报道”。他介绍说，在过去近一年里，《新快报》刊发了记者陈永洲关于中联重科的大量报道，涉及10多篇稿件，其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在做这些报道之前，这个记者和媒体，没有对我们进行过直接采访，没有来过我们单位，没有来过任何电话、短信或由口头提出采访请求。”杜峰说，在看到这些“不实报道”后，针对对方不实地采访、不求证的态度，中联重科一位高层负责人曾在2013年6月专门带队前往新快报社沟通，希望澄清事实、停止不实报道，但未果。中联重科也发过公告作出澄清，但对方依然连续进行“不实报道”。

杜峰举了几个对方“不实报道”的例子，比如中联重科年报上写的5.13亿元广告费和招待费，被对方写成了“广告费5.13亿元”。中联重科的改制被对方没有根据地称为“国有资产流失”。对方报道指出中联重科高管在股票高位套现12亿元，完全没有根据。

杜峰告诉记者，陈永洲本人和中联重科不存在个人矛盾或纠纷。关于事件的进展，中联重科法务部门已经报案，案情的具体情况将由公安机关对外公布。

《新快报》 记者的报道是职务行为

《新快报》相关负责人也于23日中午接受记者独家专访。这名负责人强调，该报记者陈永洲的报道属于正常职务行为，“如果陈永洲报道有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中联重科通过正常渠道和程序跟我们交涉。可以和我们打官司，如果官司输了，我们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关门我们就关门。”

这位负责人表示，“我们核查过陈永洲对中联重科所发的所有报道，总体上是比较客观的，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发现陈永洲有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的事情。他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中唯一的事实性差错就是将‘广告费及招待费5.13亿元，错写成了‘广告费5.13亿元。”这位负责人透露，在《新快报》刊发关于中联重科的批评性报道之后，中联重科有一位副总裁曾来过报社进行沟通，后来中联重科董事长助理高辉在个人实名微博上公开指名道姓指责《新快报》及陈永洲“诋毁中联重科”。《新快报》登报要求高辉撤销不当言论，但高辉没有反应。《新快报》随后向广州天河区法院提起诉讼，起诉高辉侵害了《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名誉权，天河区法院已受理此案。

这位负责人说，《新快报》认为陈永洲的报道属于正常的职务行为，他所有关于中联重科的言论都刊登在《新快报》上，而没有在其个人微博、微信上出现。“据说长沙警方9月份就已对陈永洲立案，10月发出网上追逃至今，但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陈永洲在此期间正常上下班，客观上不存在逃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最后表态说：“《新快报》处理此事最大的原则是，希望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松林告诉记者，损害商业信誉行为一般发生在竞争对手之间，一般来说，记者的负面报道并不至于构成这个罪名；其次损害商业信誉罪属于故意犯罪，即明知是虚假事实而故意散布或捏造事实，如果不能证明记者的新闻报道故意捏造虚假消息，就不能说记者涉嫌这方面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