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早期医学家张扩、张师孟、张挥、张彦仁、张杲、张九万祖孙三代多人行医，是徽州最早的医学世家。

在徽州，数百年的世系医家很多，他们世代相传，代不乏人，儒医多、医官众、科属齐、成就大、他们的教育、传承方式是父子相袭、兄弟相授、祖孙相承、世代业医的“家族链”，形成了其自身特有的医学教育模式和特征。

他们以儒学仁心济世观念治病救人，一般不以行医为赚钱职业，而且还能潜心医学医理研求，著书立说。医家大多起自民间，关心百姓疾苦，钟情“草根”。

除了下面的几个世家外，还有歙县蜀口曹家外科、正口王氏妇科、野鸡坞方氏外科、梅林江氏妇科、舟山唐氏内科、绩溪龙川胡氏外科、黟县叶家湾吴氏儿科等等，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医世家。

歙县余氏延续八代，代有名医。

余傅山、余淙、余时雨、余小亭、余仰亭、余幼白、余士冕、余之携、余昭令等，都是明代徽州最著名的医学世家。

明代正统、嘉靖年间，余傅山工儒通医，著作有《余傅山医案》等医书，其堂弟余淙行医数十年，总结行医经验，也写有《诸症析疑》四卷，被民间称之为“苍生之司命”，他的子、孙、曾孙、玄孙余时雨、余小亭、余幼乐、余士冕、余之携都是当时徽州的名医。

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余傅山的堂弟余午亭（字淙）。

余午亭是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新安歙县富山人，自幼攻读儒学, 邑之秀才。

1543年，堂兄余傅山（时为湖北钟祥县令）辞官回归故里后，在歙邑常与名医汪宦、吴篁池、汪双泉等共同研讨医理，并设堂讲学，给余渥、江、吴等弟子论述脉学，颇为独到精辟（见《论医汇粹》）。并把自己所得医术传于余午亭，劝说余午亭弃儒从医，告诫午亭从医以医德为重，曰：“士人遭际不遇，诚能益世利人，斯不负所学。”

于是，受堂兄余傅山的教益及影响，余午亭遂弃儒而专心研究医学。由于他儒学功底深厚，才智聪慧，故行医十年，治愈人数万计，被后世称为“新安余氏医学世家”的开山祖师。

黄氏妇科：婉言辞谢皇帝挽留

歙县黄氏妇科，从南宋至今二十五代，代有传人。宋孝宗时黄孝通就是御赐“医博”。

生活于明万历年至清顺治初年的黄鼎铉，是黄孝通第十四代孙，字百遂，号渭滨。早年习儒，由儒入医，承其祖传医业，尤擅精妇科。

明崇祯年间，崇祯帝爱妃田姝患血崩症，太医院及京都名医均医治不效，且病情日见加重。崇祯皇帝眼见爱妃病重心急如焚，下诏急令全国各地举荐名医。

时任歙县县令叶高标为原宫庭御史，得悉田姝病情便推举黄鼎铉，并派人火速将其送入宫中。

黄鼎铉见田姝血下数斗，六脉俱无，仅鼻中微微有息，不敢丝毫迟延，悉心诊治，辨证遣方，一服药下，田姝出血大减，二服过后，出血便止了。黄鼎铉继续为田姝调治，一个月过后，田姝月经恢复了正常，身体得以完全康复。

崇祯帝十分高兴，欲留他于太医院任职，他婉言谢绝，辞归故里为民诊病。崇祯见挽留不住，只得让黄鼎铉回乡。临行之前崇祯请来相国方逢年设宴作陪，并由相国题写“医震宏都”四字，制成金匾以赐之。他回乡之后潜心医学，服务四方，名声大噪。

黄鼎铉的曾孙黄予石医术高超，名震江南，对“难产”的剖析尤为精辟。他是清顺治至乾隆年间人，自幼就聪颖好学，撰写《妇科衣钵》、《妇科秘要》、《临床验案》等医学书籍。

作为现仍存的医学世家，2009年“黄氏妇科”与新安“西园喉科”、“曹氏外科”等医学世家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郑氏喉科：清朝制就“白喉”克星

歙县郑村郑氏世代从医，明代郑赤山以内科服务于乡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郑于丰、郑于藩两兄弟得江西南丰名医黄明生秘传，成为专业喉科，郑于丰创“南园喉科”，郑于藩创“西园喉科”。

郑梅涧出身世医，其父郑于丰一生行医，常在萧、沛间治病，得“喉科善本”。他承继父业，苦心钻研，终于掌握治疗喉症规律，能妙手回春。1775年，“白缠喉风”流行，郑梅涧于清乾隆年间(1775年)创制的“养阴清肺汤”成为当时治疗“白喉”的灵丹妙药。该药比德国医药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冯贝林，发明抗毒血清治疗“白喉”早一个多世纪。

乾隆年间，郑梅涧集多年临床经验，并经方成培整理，编写成《重楼玉钥》，在民间广为传抄。该书刊行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叙述了36种喉病的名称、症状、治疗和方药，尤以治疗白喉和“养阴清肺汤”最具科学价值。而现在中医仍然使用的“养阴清肺丸”就是出自清代郑梅涧的《重楼玉钥》。

大师篇

汪机，被誉为明代四大医家之一；吴谦，被誉为清代四大医家之一。

他们两人的成就，代表着明清时期新安医学的辉煌。

《明史》称汪机“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尤其可贵的是，汪机医学造诣很深，为了普及和推介中华中医，他不倦著作，写了《石山医案》、《针灸问对》等医书13部76卷。特别是他对温病学说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大大推进了我国的温病学说理论的发展，对中医基础理论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而吴谦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受到朝廷上下广泛赞誉，加之又屡屡治愈皇亲国戚们的顽疾，乾隆皇帝对其十分赏识和器重。乾隆皇帝曾经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吴谦品学兼优，非同凡医，尔等皆当亲敬之。”

汪机：可知病人生死的神奇

汪机的先祖为越国公汪华长子、朗州法曹汪建的后人。元代时，其祖又从石山坞迁居到南面朴墅（今祁门县城朴里一带）。后人因为他家曾在石山坞居住，故尊称汪机为石山居士。

汪机家祖上几代都有医名，据李镜山《汪石山传略》说，汪机从小学习《春秋》儒家经典，一如常人想通过科举光耀门庭，但多次科考成绩都不理想，遂在其父的开导下豁然醒悟，将科举功名抛弃一旁，一心一意学习钻研医著医术，走上悬壶济世之路。

他的母亲患头痛呕吐病十几年了，经汪机施治用药后，病彻底好了，不再头痛呕吐。父亲晚年3次身染重疴，也是汪机一次次治愈。汪机的父亲十分欣慰地说道：“你有如此高明的医术，名利权势还有什么值得羡慕呢？”

这之后，汪机更加刻苦钻研医术，诊断治病百发百中，自然远近闻名。

嘉靖年间，祁城瘟疫流行，一城之内，死亡相继，哭声载道。汪机倾己之资，购备药饵置大锅大缸于自家门口，让百姓盛药施治，终于控制了瘟疫蔓延，救活人不可胜数。祁门昔日留传着赞颂汪机的歌谣:“有病求石山，下针便平安。贵贱皆一样，有病照开方”。

汪机治病诊断如神，最为神奇是可知病人生死，不差分毫。

传说，有一个姓汪的人，年龄才20多岁，有一天，他换上崭新整齐的衣服准备外出。汪机瞅了他一会儿说：“某时你会生病。”并且写在一块小的楮木片上，交给他，意思是劝他不要外出。那人不以为然，自认为不会有事。后来，果然在汪机说的时间内一病不起。

还有一人叫李春，17岁那年秋天有小病发作，汪机诊其脉后，说：“脉危呵！”李春不以为然，另请医生把病治好了，却全身生疮痍。十月间汪机前往，还特地询问他的病情，李春表示病全好了，言辞中尚有责怪汪机之前的诊断不够精准之意。汪机再次替他诊脉，并告诉他，春天来时不吉利。第二年的立春，李春果然病亡。

汪机名列明代四大名医之一，不仅医术神奇，医著丰富，是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的鼻祖。他年逾古稀仍潜心精研，五十七岁著书，共著有《医学原理》、《本草会编》、《针灸问对》等13部著作，共有76卷之多。

吴谦：从民间医术中练就技法

清朝乾隆年间，吴谦为宫廷御医,1736年以后任太医院判(太医院副院长、官阶正五品)。

吴谦博学多才，临床经验丰富，德艺双馨。他一贯谦虚好学，熟读古今医籍，善于总结经验。

相传吴谦早年行医，曾遇一骨折病人，由于久治不愈，吴谦深感歉疚。后来吴谦听说一位民间医生治愈了其疾，便不辞劳累，几次翻山越岭，步行五十多里地去登门求教，学习治疾的技艺。一般来说，医疗技艺是不外传的，但吴谦的谦逊与好学感动了那位山间医生，于是授之于整骨手法及药方。

此后，吴谦受到启发，又先后师事十多位民间医生，博采各家之长，从而练就了自己娴熟的技法。

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陈止敬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命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作为总修官，吴谦为《医宗金鉴》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

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一个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科学生教科书。这部书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还广泛流传于民间。